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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城堡》，感觉上的共鸣格外强烈。米兰·昆德拉对它的阐释，更是说出了我无法表达的体验，这个世界本身就像迷宫一样。我们置身于各种意义的空间被塑造，当时空发生变动的时候，就尤其无所适从。
这多少有些不可知论的色彩，但是人的认知冲动对于世界的好奇，又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对于名与物的关系，是每个人自小的知识趣味。幼时生活在乡间，对于世界最早的兴趣是周围的动植物。从生活到游戏，大自然都直接融入我们的生命。昆虫草木，都是我们性之所至的对象。加上父母工作的学校是林业专业，大人们的闲谈中充满了动植物的知识，这使我从小就对自然界的名物发生兴趣。母亲学校里的动植物实验室和花房，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从小到大逛公园的时候，看各种标签是下意识的习惯。看见一种不知名的树木花草与昆虫，就要设法问清楚。专业人士通常告诉我的是学名，譬如各种树木的名称，各种水果的分类。而普通人告诉我的则是俗名。比如蝉，俗名常常写作“知了”，实际的发音是“鸡了儿”，“了儿”发去声。蝗虫就是蚂蚱，蚂蟥叫蚂鳖，蜻蜓叫蚂螂。俗名通常都非常形象，脆柳是因为木质非常脆，树枝一劈就断。死不了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草花，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俗名也包含着丰富的民间文化信息，龙须柳因树枝弯曲着伸向天空而得名。死人花是一种白色碎花的野草，坟地周围大片生长。有一种黄色花蕊的绿色小花，叫做打盆打碗哐，传说碰了它就会打碎盆碗。
除此之外，还有以儿童特殊的想象力对于事物的命名。螳螂叫刀螂，因为它的两只前脚形状像刀，动作也像人举手挥刀。地雷花是因为种子像一个小地雷的形状，俗称是野茉莉。汪曾祺有一篇小说题名《晚饭花》，就是来自他的故乡对这种花的称谓，因为它总是在傍晚的时分开，在北方则是早晨也开花，学名则至今我也搞不清楚。还有一种指甲花，因为花朵可以用来染指甲而得名。“酸不溜”是一种有黑斑细毛的深绿色野菜，吃在嘴里有酸味儿。地梨是一种野草，有指甲大小的块茎像木梨且能吃而得名。大丽菊又叫西番莲，大约是从西域引进的，而孩子们叫它白薯花，原因是它的块茎像白薯。“屎壳郎”是一种大甲虫，因为经常滚粪球而得名。“花大姐”是七星瓢虫，因为甲壳上的色彩鲜艳得名。“臭大姐”是一种扁平的飞虫，灰褐色，落在树上
好像一块树皮，因为有异味儿而得名，学名好像是蝽。至于各种各样的蜻蜓，更是名目繁多，都与它们的形态特征有关。
经常的搬迁，使辨名物的工作特别频繁。在冀西山地，经常可以看见橘红色的五瓣野花，叶与花的形状美丽如百合，根像一个小独头蒜。学名就叫做石蒜，俗名则叫野葱，可以食用。核桃树也是在那里看见的，粗枝大叶的谜底得到实物印证，而果实由青到干的整个过程，也是在那里知道的。东北有一种野生的小浆果，类似草莓一样生长在草丛里，分为两种，一种小而红像樱桃，不能食用只是拿在手里捏揉着玩儿。另一种大小像鹌鹑蛋，薄而光的微黄表皮上透出细小的筋脉和微小的种子。孩子们吃完里面的浆肉，把完整的果皮含在嘴里，用舌头和嘴唇来回吐吹成泡泡。俗名叫菇捻儿，捻写作娘字上面加草字头，连字典中也没有这个字，学名就更不知道了。近年北京也有推着车的人叫卖，估计都是人工种植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各地的物产在全国流通。广州的杨桃、四川的脐橘以及各地的蔬菜，在北京的市场上都可以看到。就连国外的很多水果品种，比如榴莲、木瓜、山竹、火龙果等，也已经很普通。在满足味觉好奇的同时，也很容易地辨别了名物。日本有一种高大的杉树，树干粗大叶子宽阔。深秋的时候呈黄褐色，夹在通红的枫树和金黄的银杏之间，形成一个色彩的自然过渡。问过日本友人，言叫黎明之杉。这是在四川发现的一个树种，引种到美国，最早只培育出了100株，有7株传到日本，经过多年的培植，现在是很普遍的行道树。
在遭遇新事物的同时，更多的时候是变化了形态的旧事物。这近似于古人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寓言。文化寓意其实是浅显的，而自然的造化要丰富得多。母亲的学校原来的果园主要是梨、葡萄和桃，很容易就能够分辨出其中不同的品种。搬到太行山区以后，果园里主要种植的是苹果，很快就熟悉了它的各种品系，从形态到品质都有了感性认识。到了北京之后，又看见了传闻中的蛇果，据说它的含糖量是一般苹果的5倍。直到昨天逛超市，又发现了白色的日本富士水晶苹果，形状近似于土豆。还有梨和苹果杂交的苹果梨，品质粗糙且酸度很高。东北的苹果梨则大不一样，个大、脆甜，以延边出产的最好。东北有一种花皮大豆角，当地人也叫油豆。比关里的豆角宽大肥厚，暗绿色的表皮上布满像毛细血管一样的紫红色花纹，炖熟了之后绵软可口，真美味也。当地人也叫油豆，北京很少有卖的。偶尔在菜市场上遇到，都是半蔫且破相的，价格是一般豆角的三倍以上，估计是长途贩运来的。似乎也有本地种植的，有一种特大的豆角，形状颇似油豆，但里面的籽粒瘪小，品质也不绵软，可能是气候和土壤条件都不行。每当东北亲友来，必请带一兜花皮大豆角。家人为此转市场精选上品，能够分辨出使用化肥还是农家肥种植的些微差异。青少年时代，我看见过的土豆大都很小，只有用做种子的土豆很大。那都是从口外运来的，因为土壤和气候的差别，土豆年年都要退化，不能用本地产的做种。到了东北以后，土豆竟能大如白薯，当地人称为土豆块子。学校的食堂有一道菜土豆泥，经常是一大勺盛进碗里，回来一看是个没有捣烂的大土豆。开放市场之后，北京卖的土豆也都很大，估计不是从张家口就是从东北运来的。这二年又有一种薄皮的小土豆，据说是在暖棚里种植的。东京的垂柳枝叶细小，我以为和中国的不一样，便被朋友嗔笑，言南方的垂柳也是这个样子，东京的纬度相近于上海。日本的乌鸦大而黑，背部有蓝色的光泽，而且不怕人，在城市里到处飞翔，和中国的寒鸦大不一样。柿子则接近中国的高桩柿，里面有种子，甜脆且不涩，和太行山区的大盘柿正好相反。这合乎日本人的口味，菜市场打折的柿子，都是发软的。北京的菜市场中，近年有一种新的菜，因形状像怒放的菊花而称为菊花菜。朋友从上海回来，带回相同品种的菜，只是小得像含苞待放的小菊花，言上海人称为塌棵菜，这个名字也很形象，估计是贴着地皮生长。
与形态一起变化的是事物的用途。榆树在关里是野生的，在关外则用作绿篱。苏铁在中国北方是盆栽的珍贵树种，在日本的长崎则是野生的，高可’达一丈有余。茶花在中国的南方是野生的大乔木，在北方是盆栽的，在日本的东京地区则用作绿篱。碗口大的各色花朵，从树墙上露出来，立即使人联想起和服的美丽图案。无花果在北方也是盆栽的，在我的家乡山里则是野生的小乔木。童年去杨柳青，途中有一段路边种植着大片的向日葵，阳光下开成一片金灿灿的海洋。而在我居住的小镇，只在屋前房后种上几棵。成年后，看到凡·高的名画《向日葵》，立即联想到童年的印象。而近年北京的花市上，也有向日葵出售，但比我见过的要小得多，近似于把分蘖的花擗了下来。种植向日葵是为了得到种子，只能留一朵花。这种用于观赏的向日葵，估计是新品种。
与形态一起变化的必然是观念的转变。见到新的物质，一些天经地义的概念被颠覆。比如，中国的河多数都是从西往东流，故有“何时复西归”的感喟，极言时间的不可逆转，有“门前流水尚能西”的信念。俄罗斯的瓦尔泰有两个距离不太远的湖，是伏尔加等俄罗斯重要河流的发源地。春天的时候，一个湖的水位上升，流入另一个湖中；秋天的时候，另一个湖的水位上升，又倒着流回来。中国人所谓“江河倒流”的比喻，在那里是自然的景观。煤球是黑的，这是中国人的常识，“颠倒黑白”更是用来斥责胡说八道。年轻的时候，曾听说地质队在野外作业的时候，烧一种专制的白煤球，一直想看一看，都没有如愿。大约在十年前，春节到东北探亲，在年夜饭桌上吃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