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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厮担靡恍┕钡幕骰蛔吡宋颐呛枚嗾涔蟮囊帐跗贰５鹿苏剂於砺匏蛊诩洌剐蘖俗诺奶罚饲澜倥捣蚋缏薜碌囊蛔薮蟮那嗤袼堋Ｕ庾袼苌嫌�200多个俄罗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从政治家到艺术家、科学家，形态各异地分布在钟形的主体建筑周围，顶端是彼得大帝。只没有伊凡雷帝，因为他曾经两次来过这里，屠杀当地反抗的民众，血流成河。幸亏德国很快战败了，被拆开的雕塑来不及运走。俄罗斯生活方面的文化细节，更使我时时经历着发现的兴奋。著名的伏特加，其实只有四十多度，比起中国的白酒来要低得多。土耳其浴室，只是一些建造在湖水岸
边的小木屋。酗酒和粗暴的洗浴习惯，在高尔基等作家的笔下，都是野蛮风俗的体现。在回忆萧红的文字中，经常有人提到她善做红菜汤，是用牛肉片、洋白菜和土豆加洋葱炖成的。南方则叫罗宋汤，都认为是俄国菜。到了俄罗斯之后，才知道真正的红菜汤，是用甜菜煮成浓汁，近似于果茶，而且没有肉。想来也是白俄根据中国的物产改换材料，迁就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别是混合各种物质的烹饪传统。还有不少的小说中，都提到俄国农民对于胶鞋的喜好，婚礼的时候，即使不下雨也要穿着胶鞋出席。在莫斯科郊外的作家村，果然遇见一位外省来的作家，穿着胶鞋从自己家的院子里走出来迎接我们。
四
因为从小对于名物关系的特殊兴趣，报考大学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是考古，所填的学校也是因为听说考古系很强。但是阴错阳差被录取到了中文系，于是宿命一样的搞起了文学。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兴趣经常不务正业地开小差。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大潮中，听说不少考古专业的高材生，为了生存在深圳监制假古董，多年的遗憾才释然。闺中密友中，有考古世家出身、且为名师的高徒，非常看重和她的友谊，因为补充和矫正了我对于历史文化知识的欠缺。在和她的交往中，看见了不少器物，使空洞的名词变得饱满。北大的女研究生楼，几乎集中了各个专业的学生，晚间的闲谈和节假日的聚会，都使各行各业的知识源源不断地涌流过来。本系的同学遍布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各个历史时段，更是人才济济。交往中得到的知识与思维活跃的刺激，都是语言难于表述的。毕业以后二十多年间，相见的各路高人不胜枚举，每到疑惑时，便电话咨询或当面讨教。尽管条件如此优越，对于名物分辨的结论仍然不时地发生变化。
杜诗中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以讹传讹，以为是挥舞长剑舞蹈，治古代文化的学人著文，言剑器是舞蹈的名称，女人着戎装徒手而舞。青铜器上的饕餮铭文，最初有学者解说是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狰狞，后来又见到海外学者的文字，推断是远古的宗教巫术。去年到安阳，遇到一些殷文化的专家，当面讨教，言是殷人的图腾，这使以往相悖的说法豁然贯通。在那里的墓葬中，还看见了象骨的遗骸，解说员言河南之简称豫，象形的原意即是人牵象的意思，河南在上古的时代气候与生态都近似于昆明，故是多象之地。历史的定论，在一个重实物的时代不停地瓦解，名与物的考证也在不断地进行。中国的四大发明中，东汉蔡伦造纸之说流传深远，而在故宫博物院的1949年以后重大考古发现的展览中，有一片西汉时期的地图残片，画在一小片纸上。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说法，经司马迁的《史记》而无人置疑，而陕西近年的考古发掘证明，阿房宫没有被焚烧的遗迹。
国学大师章太炎，当年极力贬损实物考证之学，如果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见权威也有妄的时候，不能迷信。少小时读《楚辞·山鬼》，注释云是一传说中的女性神仙，且配了披长发衣兽皮草叶的图像。上到中文系毕业，也没有其他的疑义。忽一日，看见有关苏雪林的文字，她治古代文学多年，且在海外专门研修过文化人类学。她认为“山鬼”是一美少年，这让我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学业荒疏多年，记混了性别。赶忙翻出《神话词典》，找到词条对照，证明记忆无误的同时，又有新发现，有一说即是巫山女神。我的故乡是瓷都，宋代的青瓷不少品种出产在这里。南方亲友来访，或家人南行归来，青瓷是必不可少的赠品。其中又分哥窑与弟窑，哥窑有开片，且有铁线银丝般的效果，弟窑则分为两种不同的颜色，一种是梅子青，另一种是粉青。何为粉青，遍查辞书也没有结论。因为曾见过一只粉青盘，通体青色上着一块粉红釉的桃花，便怀疑是两种颜色的合称，而青瓷以单纯釉色著称，似乎也不可能另加其他的釉色。去年承故乡人的盛情，回到龙泉，在参观瓷厂的时候，终于对上了号。所谓梅子青，是翠浓的青梅之色，带着梅子的质感；所谓粉青则是略微发陈的淡绿色，近似于北方人说的豆青。也是去年，参观一层销会，见一只均瓷的瓶子，小口长颈大腹，呈典型的鸡血红釉色。厂家声称是玉壶，这又让我吃了一惊。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诗句，前后文昭示的都是素色，何来通红如血？以为自己又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怀疑玉不是指瓶子的质料和色彩，而是一种特殊的形制。急忙打电话请教行家，详细告知器皿的形状，问这可是诗文中的玉壶？他详细讲解了出土器物的完形过程，最后判断大概不是。
关于门神的解释也多有歧义。以往多数民间的说法，是指唐大宗的两员大将尉迟恭和秦琼。去年夏天在万宝山，看见佛龛外面雕刻精美的彩色门神像，导游小姐说是中国最早的门神。那人物姿态丰富，并不仅是威严。而那里的佛龛，则是建造在唐以前。秋天到安阳，朋友极力鼓动去汉像馆，并说自己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一下就惊得晕了过去。跟着众人走进去，迎面一对残破的巨兽，果然浑朴雄强，而且动态近于挣扎与飞跃之间，确实诡奇凶悍。解说员也说，这是最早的门神，其中之一叫避邪，是放在墓道尽头、墓门外面的神兽，始知避邪不是动词而是名词。关于龙的解释，也多有变迁。小的时候，只知道是帝王的象征，有着至高无上的尊贵。成年之后，多说是上古的部落图腾。进一步考察龙的形态，则认为是各种动物拼凑起来的。身体是扬子颚、鹿角、马面、鹰爪等等，之后的推测，则认为是古代各部落归顺之后，将各自的图腾合并而成。这几乎成为定论，直到近日，刘宗迪在《读书》（2005年4月）著文《飞龙在天》，认为龙的信仰来自星象的观念，特别是农业民族龙星记时的风俗，而形象则是更多地来自蚕一类的昆虫。由于天文学上岁差的缘故，渐渐与农时相错。加上有了制度化的历法和历书，流传于民间，不需要以观星象来料理农事，所以才变得神秘邈远。这大概是关于龙的起源，文化意义最明确的一种说法。
在古典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领域，标新立异之说也越来越多。譬如，台湾有学者认为，《诗经》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并不是诗歌的总集。而杨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则是直接引用了多年来考古发掘的大量资料，重新阐释了《诗经》里面的19首诗。其范围涉及甚广，从农事、建筑、服饰到车马仪仗、各种器具、婚嫁礼俗，赫赫然一派文化史的风光，历史具象在诗歌展示的生动世俗画面中。让人信服而又拍案惊奇，可见名物的考证工作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联想到同一代人中治思想史的专家们，基本已经放弃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宏大抱负，眼光转向对于民间思想的研究，连方术一类旁门左道，历来都不能登大雅之堂，现在也成为学人们关注的对象，并由此展开对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理解与认同。而这项工作，就更依赖于器物的考证。名与物的关系，直接与思想挂钩，这是从细节进入历史的方法，也是在历史的腹地发掘思想的土壤，具有知识考古的意义。
知识的趣味自辨名物始，以辨名物终。即使活到耄耋之年，也无法穷尽名与物的关系，就像无法穷尽世界的广大与丰富。于是明白，名与物的分离，是永远难以摆脱的尴尬处境。只有甘当一个看图识字的蒙童，在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的好奇中，保持精神的活力，也继续着学术的耕耘。也就是保留下一个匆匆过客的印象，还报世界的无私赠予。
昔日绍兴民风习俗
■ 倪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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