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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拿好手杖，我将踏上一条大路，
并且我会对驴子，我的朋友们，说：
我是弗朗西斯·雅姆，我上天堂去，
因为在仁慈的天主的国度可没有地狱。
我会对它们说：来吧，蓝天的温柔的朋友们
亲爱的可怜的牲口，耳朵突然一甩，
赶走那些蚊蝇，鞭打和蜜蜂……
愿我出现在你面前，在这些牲口中间
我那么爱它们因为它们温驯地低下头
一边停步，一边并拢它们小小的蹄子，
样于是那么温柔，令你心生怜悯。
我会到来，后面跟着驴子的无数双耳朵，
跟着这些腰边驮着大筐的驴子，
这些拉着卖艺人车辆的驴子
或者载着羽毛掸子和白铁皮的大车的驴子，
这些背上驮着鼓囊囊水桶的驴子，
这些踏着碎步，大腹怀胎的母驴，
这些绑着小腿套
因为青色的流着脓水的伤口
而被固执的苍蝇团团围住的驴子。
天主啊，让我同这些驴子一起来你这里。
让天使们在和平中，引领我们
走向草木丛的小溪，那里颤动的樱桃
像欢笑的少女的肌肤一样光滑，
让我俯身在这灵魂的天国里
临着你的神圣的水流，就像这些驴子
在这永恒之爱的清澈里
照见自己那谦卑而温柔的穷苦。
“在你们法国，现在还有雅姆那样的诗人吗？”诗人蓝蓝曾当着我的面，向法国老诗人德里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德里没作犹豫，就开口回答了：“没有。”我知道，那一刻蓝蓝的内心该是多么失落，因为我以前已经让她失落过一次了。当她把同样的问题问给我时，我以猜度的口吻回答说，据我所知是没有了。也许雅姆的独特性是不可复生的，也是无从继承的。我觉得，热爱雅姆诗歌的人，一定对乡野之美有过亲身体验，对自然万物怀着亲近之心，而在当今法国，这样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有一次在巴黎，我同一位法国诗人谈到雅姆。他显得有些茫然，最后告诉我，雅姆已经过时了，仿佛我在向他打听什么似的。他的无知和失礼激起了我的话语。我反驳说，要过时就得曾经时髦过，可雅姆从来就没有时髦过，哪里来的过时？法国诗人中最不会过时的，恐怕就是雅姆这样凭天性写作的诗人了！这位法国诗人听后，不由得面露愧色。他承认自己没有认真阅读过雅姆。瞧，巴黎，巴黎的诗人们仍然追逐着新奇怪异的漩涡！怪不得老诗人雅各泰要从巴黎逃出，去普罗旺斯的小山村里隐居，亲近自然，宁静度日呢。
在当今中国，雅姆遇到了几位真正热爱他的诗人和作家，诗人蓝蓝、小海、杨键都热爱雅姆。而最早译介雅姆诗歌的诗人戴望舒，也肯定被雅姆感动过，因为翻译诗正是爱的举动。在我认识的人中，最爱雅姆的，要数散文作家苇岸。每次相聚，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同我谈到雅姆。他在文章中坦率地写道，“雅姆是我最喜爱的诗人。”他对雅姆的诗歌感知极深：严雅姆的诗是温善的、乡村的、木质的、心灵的、宗教的、古往的。”这些天，我又在重读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我再一次感到，苇岸的心和雅姆的心是暗合的。1999年5月，正是为了慰藉病中的苇岸，这位温良、朴素得几近苛刻而又极端认真的朋友，我才从雅姆的诗集《报春花的哀伤》（我觉得这本诗集最能体现雅姆的诗心和天性）中，耐心而困难地译出了《十四篇祈祷》。可以说，这些诗就是为他而译的。我当时多么希望，通过雅姆的《十四篇祈祷》，上苍会赐福于苇岸，让他从重病中康复。
我还记得，把《十四篇祈祷》的译文送到苇岸手中的第二天，苇岸就打过来电话，说昨夜看了一夜，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竟然都读完了，现在内心非常平静。他还问我为什么第八篇没有译。我说第八篇还是戴望舒译得好，我就不想重译了。他坚持说，我想读到你的译文。于是我又重译了第八篇《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而祈祷》。同苇岸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还在叮嘱我：“你以后一定要译一本雅姆的书，就算是为我译吧！”我俩早想合作翻译雅姆的一本散文的。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我不禁默然。苇岸是1999年5月19日最后离开我们的，在北京的郊区小城昌平。苇岸有着深厚的宗教感情，在弥留之际他一定想到了天国。遵照他的遗愿，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和骨灰撒入麦田前的简朴仪式上，我分别为他朗读了第一篇《为他人得幸福而祈祷》和第八篇《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而祈祷》。那天有雨，苇岸，这个中国的“自然之子”，也重返土地：肉身入土，魂归天堂。
在文章的最后，我还想替苇岸做一件订正的小事。关于雅姆，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一书第195页，写有这么一句：“年轻时经过几次失意的恋爱之后，雅姆终生未婚。”这次我查阅了伽里玛出版社1994年版的雅姆诗集《从黎明三钟经到夜晚三钟经》。从这本诗集后附的《雅姆生平及作品》中，可以确知，雅姆不是“终生未婚”，而是于1907年10月8日同一位虔诚的有教养的少女成婚。1908年得一女，名贝尔纳德坦，1909年又得一女，名埃马纽埃尔，1911年再得一女，名玛丽，此后，雅姆夫妇又分别于1913年得大儿子保尔，1915年得小儿子米歇尔，1917年得四女儿安娜，1918年得小女儿弗朗索瓦兹。1938年雅姆辞世时，他的四女儿安娜成婚，他的小女儿弗朗索瓦兹进了修道院。
古道画风
■ 孙 郁
1
很久以前读鲁迅的书信，知道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大约是1927年，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刘半农曾让台静农捎信于鲁迅，却被拒绝了。这一件事在后来被广泛议论过，还引起过不少的争论。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却是，斯文赫定是何许人也？他是怎样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并闯进了民国文人的生活？
后来一件事情的出现，才解开了我的谜团，而且让我对民国的考古队，有了感性的认识。两年前王得后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徐桂伦先生，得知其处有大量名人书画作品，其中大多系刘半农、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马衡关于西北考察队的贺联。这些墨宝均系题赠徐桂伦之父徐炳昶先生的。我这时才知道，徐炳昶原来与斯文赫定有一段神奇的交往。两人作为大西北考察队的队长，在凹世纪20年代末第一次开始了“对中亚细亚腹地具有真正现代科学意义的探险考察”。在那一次考察里，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徐炳昶、马衡、袁复礼、刘衍淮等中国学者，成为了朋友。中国现代史上首次西征的考古队伍，是在这个瑞典人的帮助下完成的。
我所感到荣幸的是，与这次西部考古相关的墨宝，后来悉被我所在的博物馆收藏。徐炳昶的后人无偿地将其献给了国家。
大概也是从那时起，我对民国文人的考古理念与野外实践有了一点点认识。开始接触考古学的书籍，当进入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才猛然感到，这个鲜为人知的领域，隐含着太多太多的东西。它们提供的信息，在文化理念上引来的思考，远远超出了这个学科的特定内涵。
直到后来看到王忱编的《高尚者的墓志铭》后，斯文赫定与徐炳昶诸人的形象，才更为清晰了。我以为这是一本永垂不朽的书。编者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还原了东西方学人的人类文化学意识在那时的现状。时光过了七十余年，古道上的旧迹依然让人感到新鲜。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彻骨的，远远胜于书斋中的咏叹。野外考古，乃洋人所发明，初入中国，则阻力重重。20世纪初，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对探险与考古，还懵懵懂懂，连章太炎这样的人，亦对其看法模糊，和他一样的学问深厚的人，每每见洋人来中土探险，仅以民族主义观点视之，并无科学的头脑。唯有几个留过洋的学者如刘半农、徐炳昶等，深解其意。若不是这几个懂得西学的人的存在，中国科学家大西北的野外考察，也许还将延续许久才能发生。
斯文赫定，1865年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冒险旅行的冲动。曾多次深入中亚深处，足迹遍布了“丝绸之路”的很多地方。他在20世纪初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并对西藏、新疆的许多地区进行过考察。这个探险家在中亚地区的种种发现，曾震惊了世界。尤其对我国新疆、内蒙古诸地的实地考察，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