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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科学——知识，为人类的公产，然吾家旧物，不能自家保存整理，竟然让外人随便地攫取，譬如一树，枝叶剥尽，老干虽未死，亦凄郁而无色；对此惨象，亦安能不令人愤悒耶！
一方面有民族的自尊，一方面是对西方科学主义的追随，就难免没有内心的冲突。徐炳昶一路上工作、读书，甚至还学习德语，思想在东西方间游荡。片言只语里，也有悲凉的蠕动。这一切都融入冷寂的月夜和炽热的沙浪里。我看他的考察记录，觉得沿续了五四学人基本的思想，那便是对旧有文明的批判和旧式文人的告别。在兵乱、匪患四起，文人潦倒无知的岁月，科学理性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伟力，那一代人心里清楚。”唯有用了科学实证的目光和个性化的思想，才可以开启通往新路的大门。队员们也许没有想过，他们血汗下的小路，已延伸到了那扇精神之门。
徐炳昶知道自己在读一本无宇之书。所到处与听感处，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一路上读王国维遗著，看蒙古史，翻阅洋人杂著，体味固然多多，然而风尘里的考察所得，已非书本的东西那么简单。他甚至发现了王国维的失误，洋人的漏洞。这些都是先前所未料的。感染徐氏的是科考的过程，这对他完全是陌生的领域。他也于此触摸到了西学中重要的优长，一日的日记有这样的文字：
夜中颇暖，最低温度零上二度八。早餐后看赫定先生同哈士纶上船。赫定先生量船长，量水流速度（岸上量一个底线，掷一物于水中，看它走几秒钟，做三四次后始定）后始上船。哈士纶则赤足裸四肢，只着一毛背心，一短裤，俨然一水手，在后持棹管船。此时颇有风；落叶飘飘，黄流滚滚，二人乃乘一叶扁舟沉没于河湾林中，这是什么样的境地！并且对于这事件，他们还有很可佩服的地方，就是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于万无可设法之中，总要自己设种种法子，去达到目的；一次两次不成功，能试验到五次六次；别人不能帮助，就自己亲身下去！他们一定要用船游额济纳河的计划，我们中国人现在还有笑他们的，然后知中外人的局度器识果不易相及也！再者他们这一次的游，在科学上也有大的关系，因为从前的人永远没有在船上作一幅额济纳河的详图，赫定先生此次所作图还是一种新东西。大家总是觉得治科学的人的生活太嫌枯燥，缺乏荚感，我从前对于这一类的意思就不很相信。今天的感觉就是科学家的生活与美术完全相合，因为他们的目标全是自然界也。
文中透露出的，是唯有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者
才有的心绪。徐氏对洋人的敬佩，毫无媚气。忧患深深的人，一旦看到摆脱旧路的新径，如果选择了它，则会有满沐春风的冲动。西行的路上，他们吃了无法想象的苦头，疾病、险境、饥渴在徐氏笔下均轻描淡写地一过。他特别爱写内心的学术体悟。比如西北的高校如何建立，少数民族与宗教信仰问题，教育中不惬人意的偏文轻理的现象，国民性的弱点应如何克服，等等。这完全是精神的独语，一个人面对亘古的荒凉，在孤寂里想到的竟是这些，那是有哲学家的冲动的。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这册旧书，一是感到学识的丰厚，古人的与洋人的遗产，都有涉猎，有的见解颇深。二是发现他是一个有文学天赋的人。内觉像海洋般地涌动，一望无涯，偶尔闪动的诗句，如夜空里的月光，散着迷人的色泽。徐炳昶的墨迹多年只在考古界被流传着，文坛却并不知道。我以为现代史上，日记体的文学显得过于单薄，内涵简约。而《徐旭生西游日记》却容纳着那么深广的内蕴。哲学的、史学的、地理学的、民俗学的、文学的东西都有。那是一个闪着智慧的世界。在精神的维度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我尤为惊异的是，作者朗然的、从容而悲壮的语态，滚动着中国知识分子金子般的智性。远离着高贵、荣誉、世俗，甘心地沉入到远古，沉入到无人的荒漠之地。而那一颗心，却与我们的世界贴得那么近。大的哀痛，是以洗刷自我方能解脱的。徐炳昶与中国的学人在一次死亡的挑战里，获得了精神的涅檠。试比较一下上海滩上无病呻吟的诗句，北平胡同里悠然的琴声戏文，中国考古队足下写就的却是惊鬼泣神的生命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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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让我更为感动的，还有袁复礼先生的西行笔记。
第一次读到“流沙坠简”的字样，就暗自想象过西部的神奇的过去，这四个字，仿佛将久违了的历史还原了。王国维与罗振玉当年选择它为书名，是饱含着对西部文明的敬意，直到后来，高尔泰这一代人在西北的敦煌苦苦劳作的时候，还喜欢用这一类意象来回忆自己的经历。我留心前人的文字，觉得文人笔下的沙漠与田野考古者笔下的荒野，在质感上有很大的区别。诗人喜欢引申题旨。秦汉的云烟与己身的苦楚集于一体，浩叹是深广的。高尔泰写其初入敦煌时的感受，就悲气淋漓，有着久久的诗韵。但对比那些科考队的科学家的考察笔记，另一种色调便出现了。人生的经验被一种理性的目光照耀着，兴奋点却在自然结构的透视上。科学家置身子无人之地，是与地质里的遗迹对话、交流，内心呈现的是另外一种色泽。1927年那次西部考察，留下了诸多文献，那多出于自然科学家之手，阅之亦有快感。那样的书写全不同于散文家的滥情，是一些透明闪光的智性。沙漠枯河间的记述里，是有着现代人才有的精神逻辑的。
袁复礼是那一次西征队伍里的最有学术实力的中方科学家。由于他的存在，整个活动有了实质性的成果。八十余年过去了，读着他留下的字迹；不由得颇生敬意，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亦有很高妙的文学造诣，这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不知道为什么今人就很少有此类的复合人才，查袁复礼的史料，都是学术式的描述，几乎看不出什么风风雨雨。但你细细品味，却有着一串串的故事。1893年在北京出生，191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13年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1915年到美国布朗大学读书，开始接触地质学理论，两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专业。 1921年回国开始了自己的专业实践。那一年他随几个洋人去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绘制了一幅“仰韶村遗址地形图”。据一些专家说，这是民国间中国的第一幅田野考古作品，也奠定了袁氏在考古界的地位。1937年春他的油印本《蒙新五年行程纪》在学界流行，让人略窥1927年的那次西部考古的实绩。这是一本与《徐旭生西游日记》同样重要的文献，考古界对这一册小书的评价一直很高。如果要了解考古思想史，我们是不得不翻阅这一册札记的。
以地质学为己任，且终身献身于此，袁复礼给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新中国的几代地质探险者，都受到了他梦幻般的召唤，一些传奇的经历像火种般点燃了后人的热情。气象学家李宪之在《袁老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地学家》中写道：
1927年5月9日，我们四个学生和中外考察团成员，由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和瑞典方面的团长斯文赫定带领从西直门车站出发赴包头，袁老师因事晚走两天。搭考察团专车去包头的还有北大李四光教授和五名地质系学生（黄汲清、朱森、李春昱、杨曾威及一名日本学生）。在火车上，李先生给我们讲这讲那，但我们听不太懂。在北大校园里，我们常在路上碰到李先生，这次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们都非常兴奋。5月10日晚，大队到达包头，袁老师13日到。
去新疆的路上，在包头的北边工作了两个多月，我同袁老师常在一起，考察团分为南队、北队和中队3个分队，我在中队，袁老师在南队，我们的工作有分有合。我随德国气象学家赫德（Haude）到哈密筹建气象台，当地政府误认为我们是冯玉祥派来攻打新疆的军队，多方拦截，并把我们从哈密送往乌鲁木齐。后来到若羌建立了气象台，一年后回到乌鲁木齐，又和袁老师在一起工作和学习，袁老师性格稳重，遇事不慌不忙，既有耐性，又很灵活，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很好。他主动帮助徐炳昶团长做了好多事情，出了许多主意。和当地人打交道，也常由袁老师出面。他英语好，在同外国团员交往中，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跟年轻人也处得很好，生活上照顾我们很周到，吃西餐时教我们如何使刀子、叉子；工作之余，教我们唱英文歌，跟我们一起跳舞，他还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