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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到1976年参加《诗刊》复刊，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和“四人帮”进行斗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又积极开创新诗创作新局面的同事们致敬！要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拨乱反正和新时期以来在纷纭繁杂的新诗创作和新诗理论面前，在激烈的期刊市场竞争中，进行思考、分辨、探索、创新的同事们致敬！还要向离休退休的老同志们表示敬意和问候！向已经去世的臧克家、艾青、李季、严辰、徐迟、葛洛、邹荻帆、沙鸥、丁力、王春、王谷林、邢逸梅、逯斐、叶然、王可伊、张振华、周国卿、赵甫恩、石含晋等领导和同事们表示深深的怀念！
《诗刊》从创刊开始就一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王震、叶剑英、胡耀邦、邓颖超等的重视和鼓励，他们把他们的诗词作品送给《诗刊》发表，他们在百忙中参加《诗刊》主办的诗歌座谈会、诗歌朗诵演唱会等各种活动。使《诗刊》有着“国刊”的声誉，在《诗刊》工作的每个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成为他们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精力的力量源泉。所以，《诗刊》始终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认真组织全国的广大诗人为众人之事的管理而呼号和呐喊，旗帜鲜明地用诗歌的文学样式努力反映半个世纪以来时代的最强音和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谱写出了一曲曲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壮丽凯歌。诗歌创作队伍不断壮大，著名诗人和成熟诗人精神焕发、创作旺盛，尤其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度被剥夺了发表诗作权利的有才华的诗人重归诗坛，纷纷在《诗刊》亮相，给《诗刊》增加了光彩和分量；青年诗人如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起来，使中国新诗创作在探索中不断发展。
《诗刊》到目前为止，除休刊的11年外，共编辑出版491期。在诗歌作品方面，发表了各种题材、各种体裁、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诗歌221万多行。通过“名家经典”、“好诗共享”、“中国诗人XX卷”、“当代诗人群像”、“诗人相册”等栏目，充分展示我国新诗创作的历史和成就。通过“好诗力荐”、“组诗精粹”、“新世纪诗坛”、“组诗部落”、“中国新诗选刊”等栏目，向广大读者重点推荐我国诗坛著名诗人和成熟诗人新诗创作的最高水平。通过“青春诗会专辑”、“新鲜的歌者”、“年轻的星”、“每月诗星”、“诗坛新人”、“青春方阵”、“新诗人聚焦”、“原创新作展示”等栏目，突出一个“新”字，全面呈现我国青年诗歌作者迅速成长的风貌。在诗歌理论方面，50年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探索。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诗刊》通过“诗人论”、“诗艺漫谈”、“诗人谈创作”、“百家诗论”、“理论争鸣”、“问题讨论”、“我观今日诗坛”、“新诗论坛”等栏目，发表了213万多字的理论文章，共同思考和探索新诗发展的各种问题。主要讨论的问题有：关于新诗如何在民歌和古典的基础上发展，关于新诗创作与时代与人民的关系，关于新诗创作与政治的关系，关于朦胧诗问题的讨论，关于新诗的形式韵律问题，关于好诗的标准的讨论，关于新诗如何继承传统、不断创新的问题，关于诗歌创作的源泉问题等等。经过讨论，对指导新诗创作和新诗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为丰富诗歌理论的宝库作出了贡献。
《诗刊》除了在版面上全面反映新诗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成果以外，还努力通过开展各种诗歌活动，加强诗歌信息的交流，推动新诗创作的普及和提高，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比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诗刊》承办的不定期的国家级评奖活动，从1983年到2004年进行了6次，54人次获奖。比如，举行全国性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从1960年到1998年共举行10次。比如，从1980年开始举办的“青春诗会”，至2005年已举办了21届，293位实力青年诗人参加了学习，他们已成为活跃在中国诗坛的主力军。比如，诗刊社诗歌艺术培训中心，从1984年开办以来，20多年来没有间断，已有12万多人次参加了学习，有300多人迅速成长，为《诗刊》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后备军。比如，编辑出版“诗刊文库”，为无名诗歌作者出版诗集提供便利。比如，一直坚持开展的诗歌朗诵活动，从1963年开始，《诗刊》就十分重视这一活动，在刊物上不断报道各地的诗歌朗诵活动的消息。《诗刊》社自己组织的诗歌朗诵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到1990年，共举办了44次大型的、专业水平很高的诗歌朗诵演唱会，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达到了高潮。新时期以来，在重大的纪念日和重大活动中都继续举办这一活动。《诗刊》从2002年开始举办一年一次的“春天送你一首诗”的全国大型诗歌朗诵公益活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受众更多，这种形式是落实“三贴近”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诗歌朗诵活动的延伸和发展。这对于提高《诗刊》的知名度，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普及诗歌创作活动都起着很好的促进作用。比如，《诗刊》还积极参加与世界各国进行的诗歌创作交流活动，使《诗刊》成为世界了解中国诗歌创作的窗口。
《诗刊》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内部的团结友爱和艰苦奋斗，坚持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坚持与广大诗歌作者和读者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并且形成了自己在办刊过程中敢为人先、雷厉风行、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那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月刊当成日报办”、“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这些都是《诗刊》的优良传统，应该保持和发扬。
在充满着机遇和挑战、激情和希望的21世纪，我衷心祝愿《诗刊》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努力将刊物的政治质量、艺术质量、学术质量和印刷装帧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我国的诗歌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6年2月11日北京建国门
本想以《我与》为题，觉得平淡，想了想，就用现在这几个字。回顾我这一生，在写作上，得到全国各地刊物的关怀支持，感谢的话是说不尽的。我的阅读兴趣也广泛，许多刊物我都想翻翻看看。然而我毕生最关注的有三家刊物，一是《人民文学》，一是《文艺报》，一是《诗刊》（当然还有我军旅生涯中的《解放军文艺》）。这三家刊物，从创刊，我是一期不落地统统翻阅过的。而50年代的《人民文学》和《文艺报》我是每期通读的；《诗刊》我一直通读到90年代，无奈近些年精力不济，只能选读。我现在保存的唯一全套刊物就是《诗刊》，创刊号是毛边本。——凡此种种，说《诗刊》是我“心中的刊”，确是实情。
不仅如此，为写此文，我核计了一下，从1958年到2005年，我在《诗刊》发表诗和短文近40次，诗一百余首。当然，这丝毫不表明我写得多么好，而是说明历届《诗刊》编者对我创作的关心和鼓励。
《诗刊》对我的鼓励是多方面的。1963年冬，编辑来信让我把已发表的全部诗稿和出版的诗集寄去，说是要请人写评论，作重点介绍。1964年2月号便刊发了署名秋帆写的《兵的情感，兵的歌——略谈宫玺同志的诗》。在此前后还重点评介了柯原、周纲、韩笑的诗。巧的是《解放军文艺》也在此时发表了杨苏评价我的诗的文章。这对我无疑是极大的鼓舞也是极大的鞭策。那时候，作家出版社正和中国作协策划出版一套青年诗人的选集，第一批5本，有李瑛、张永枚、严阵、梁上泉、雁翼；第二批原拟5本，有傅仇、孙友田、王书怀、未央、饶阶巴桑或韩笑，由于未央短诗少，长诗不理想，出不成，而饶阶巴桑和韩笑，因编者意见不统一，未果，只出了前三位的选集；“文革”杀气逼近，一切都成泡影。70年代，听梁上泉说，柯原、周纲、韩笑和我原来也在计划中的，周纲甚至说有人把我们列为周扬黑线上的小爬虫，他所在单位就是这么批判他的。我却绝不相信此一传闻。自我浅薄得很，根本够不上人选水平！更谈不上什么“小爬虫”。
人生易老刊不老。《诗刊》从1957年1月名震全国诞生之后，由月刊，到双月刊，后遭封刊，而又终于复刊，由小开本到大开本，现在是月出上下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