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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律师两手张开，看着那位有些手足无措控制不了场面的年轻法官，表情和声音都表现出极度的愤慨，他说：四萍和这些民工远离自己的家乡亲人到平岭来，为保春制药厂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连把她从小养大的父母都没能见上一面。保春公司作为一家知名的民营企业，竟然如此没有同情心，没有起码的道义！为了不赔钱，不但不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遭遇这么不幸的事表示怜悯，不对家属表示同情，反而还要污蔑他们是黑社会的。你再这样讲，我们要控告你诽谤侮辱公民的人格。我的当事人虽然很贫穷，他们死去的女儿和她的伙伴虽然也很贫穷，但他们也有人格，也有保护自己名誉的权利……
随着律师的强烈抗议，四萍母亲的脸上热泪纵横；四萍父亲的额头青筋毕露，他用带着口音的粗声大嗓吼叫起来：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还能代表共产党吗，啊？
罗保春毫不客气地回绝过去：我只代表我的厂，我又不是政府，我不代表共产党！
四萍父亲声嘶力竭：你那个厂，还……还他娘的是共产党的天下吗？你他娘的比资本家、比过去的恶霸地主还狠，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啊！
四萍的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劝阻丈夫：……你不要讲，让律师讲，你讲不清楚的……
而丈夫的情绪已经难以控制：我有什么不清楚！我就要问问他们还讲不讲公理！
罗保春也尽全力把声音抬高：给你钱就是公理吗？不给你钱就是不讲公理吗？你就是公理吗？
会议室被争吵和哭声搞乱了套，年轻的法官终于表现出迟到的果断，她厉声说道：既然你们双方是这么一个态度，说明你们没有调解的诚意。我最后再问你们一次，请问原告方有没有调解意愿，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对方律师也已非常激动，死者父母的骂声哭声更激起了他的义愤，他像吵架似地回答法官：我们的立场刚才已经做了陈述，如果被告一方是这样一种无赖的态度，我们只好把官司打到底了！
法官不多啰嗦地把最后的问话转向制药厂一方：被告方还愿不愿意调解，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不容老林开口，罗保春拍案而起：我奉陪到底！我们法庭见！
法官被罗保春的态度激怒，正色地喝斥道：罗保春，这里就是法庭！不是你的办公室，你拍什么桌子！
罗保春喘着气，愣了一下，居然没有顶嘴，又坐下了。
法官皱着眉，满脸不快地说了收场的话：好，我宣布，祝四萍死亡赔偿案第二次调解失败，本案依法进入诉讼程序。请原告方将起诉书在规定时间送交本院，择期开庭！
法官话音刚落，四萍父亲骂声又起，罗保春起身离座，板脸就走。老林和韩丁面面相觑，大概连老林这种有点资历的律师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调解：作为一方的律师，他连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调解便结束了；他和韩丁甚至都来不及咂摸一下滋味，局面便已不可收拾。他们当然想不到更严重的还在后面，在大家纷纷离座的混乱中，在死者父亲越来越难懂的骂声中，他们看到罗保春走向门口的身躯突然晃了一下，脚下打了个趔趄，手往前伸着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但什么也没抓住，整个人便轰地一声倒下来了，连带着弄翻了几把木制的椅子。
韩丁和老林吓了一跳，以为他是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不约而同探过身去想扶他起来，可马上他们又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罗保春的那张脸。那张脸上的颜色已经由赤红变成了灰白，眉头紧拧，牙根紧咬，两颊的肌肉扭曲出痛苦万状的表情。韩丁吓坏了，他把一只手抄在罗保春的身下，想扶他起来，被老林喊了一声：别动他！王主任推开韩丁，手忙脚乱地在罗保春西服上衣的内兜里翻找着什么，翻到第二个兜果然翻出一小瓶药来。看到那瓶药韩丁才明白罗保春是发了心脏病了。他看着王主任倒出药粒，使劲儿塞进罗保春的嘴里，罗保春嘴里含着药，脸上依然是那副痛苦不堪的死相。年轻的法官和中年的书记员都愣在原位，可能因为她们是女的，所以在这个突发事态中都有点手足无措。对方的律师倒是站了起来，朝这边看，脸上应景地表现出一些人道主义的关切。四萍的母亲还在双手掩面地哭泣着，她的丈夫也不劝她，但止住了骂声，目光冰冷地看着这边的混乱。韩丁从未亲眼目睹心脏病发作的样子，但隐约记得在电视上见过的抢救方式，一个人骑在患者的身上，以手压胸，做人工呼吸；还要抓着病人的双手像做广播操那样做扩胸运动；还要嘴对嘴地往里吹气……他本想提议采取这样的措施，但同时意识到自己在这群人中最为年轻，对这种“体力活儿”似乎应该有个自告奋勇的态度，想想要和罗保春嘴对嘴地吹气，他又本能地犹豫了几秒钟。还没等他开口，王主任已经冲他发令：快去打电话叫急救车来！这一喊把两位女法官也提醒了，一齐跑出会议室去打电话。等她们打完电话再回到会议室时，罗保春已经有了微弱的呼吸，脸上也有了一些让人能意会到的血色。韩丁这时才知道心脏病发作的人就得让他安静躺着，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可乱动，否则适得其反。他不无后怕地想到刚才他要是真的自告奋勇冲上去给罗保春做人工呼吸最后把他折腾死了，岂不坐蜡！
救护车来了，医生赶到会议室里，对平躺在地上的罗保春做了检查，给他打了一针，然后表示可以抬下楼了。韩丁和王主任用担架把罗保春抬起来，抬下楼，抬出法院，抬上急救车，然后他们跟了急救车一起去医院。老林则被法官留下来在调解记录上签字以及处理其他一些程序性的问题。
去医院的路上，王主任用手持电话想把情况通知罗保春惟一的亲属，也就是他的女儿罗晶晶，但电话打不通，对方始终“不在服务区”。王主任又打其他电话寻问罗晶晶的下落，问了半天才知道罗晶晶今天恰巧随发型表演团到南京演出去了，已经搭乘早上头一班飞机离开了平岭。
急救车到了医院，罗保春被送进了急救室。王主任的手机也没电了，他急慌慌地不知跑到哪里去找电话，急救室外只剩下韩丁一人。这儿连个椅子都没有，韩丁只好原地踱步。偶尔有医生护士进出，都是手执器械行色匆匆，没人理他。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有一位男医生走出来，当头便问：你是病人的亲属吗？韩丁摇头说不是。医生又问：病人亲属来没来？韩丁摇头说没来。医生再问：那你是病人的什么人？韩丁说我是他的律师。医生马上说：律师？那正好，你进来一下，病人有话要跟你说。
韩丁跟在医生屁股后面，进了急救室。急救室的门里是一条又短又宽的走廊，把头一间是一个手术室，四门大敞，里边除了一张床和一些仪器外，空着没人。再往里走，是一间医生的办公室。过了这间办公室就是病人观察室了。韩丁跟医生径直走进了这间观察室。
观察室里有三张床，两张空着，最外面的一张床上，就躺着刚刚经过抢救的罗保春。罗保春的脸色依然难看，呼吸虚弱，但生命的迹象比送进来的时候明显多了。医生行至床前 ，附耳在罗保春的身边轻轻说道：“你要找的人来了，你要说话吗？”
韩丁连忙趋至床前，探身去看罗保春。罗保春艰难地睁开双眼，韩丁马上开口：“罗总，我是韩丁，北京中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您还认得我吗？”
其实韩丁刚刚大学毕业，他只是个实习律师，但他没说实习二字。罗保春的目光混浊，眉心发暗，睁眼无神地看着韩丁。韩丁以为他认不出他了，可没想到罗保春突然抖抖地抬起一只手，像是要比画什么意思，又像是要拉他靠近一点，韩丁俯下身去，他的脸和那混浊的目光咫尺之遥。
他把声音抬高了一些，再问：“您要说什么话吗？”
罗保春的嘴角动了动，抖抖地说了句：“厂……”
韩丁竭力靠近他，竭力想听懂他的意思：“您说什么，厂？”
罗保春用抬起的那只手在韩丁眼前画了个哆哆嗦嗦的圆圈，用同样哆嗦得难以为继的气力，又挤出几个字来：
“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