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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文聘的那件事。那是魏黄初七年（公元226）的事。5月，魏文帝曹丕死去，孙权乘魏国大丧之机，进攻江夏郡。（魏之江夏郡，郡治上昶城，今湖北安陆西南）。据《三国志·文聘传》裴注引《魏略》说：孙权率领数万士兵进攻石阳（今湖北应城东南），当时下了大雨，城墙崩坏，还没有来得及修补。江夏太守文聘正在屯守石阳，听说孙权来了，心想：“莫若潜默（潜伏、沉默），可以疑之。”于是命全城之人都不要抛头露面，自己也躺在屋子里不起来。孙权果然产生了怀疑，对左右说：“北方认为此人是忠臣，所以把此郡委任于他。如今我来了，他却不动弹。如果他不是内有密谋，就是外有救兵。”于是便不敢进攻而退走了。
这个记载虽然没有说是否大开城门，但既然说城墙已经被大雨冲坏，那就等于是对敌人敞开了城门。文聘对孙权故意示弱示虚，把城内的兵力都隐藏起来，又对损坏的城墙不加设防，目的是让敌人生疑而不敢进攻，而他的目的达到了，这应该算是一个空城计了。不过，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裴松之把《魏略》的这条资料注于《三国志·文聘传》以后，紧接着便说了一句话：
“《魏略》此语，与本传反。”
为什么相反呢？《文聘传》说：
“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
可见，根据正史的记载，孙权进攻石阳时，石阳城墙并没有被雨毁坏，孙权围攻了二十多天没有攻下，便退走了。哪里有什么空城计的影子？所谓“不动”，是文聘坚守阵地、城地巍然不动，并不是他故意躺在屋子里不动弹。所以这只能算是《魏略》的作者所提供的一条错误信息，绝不是在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空城计。
标题： 29 为司马温公鸣冤（1）
内容： 易中天对北宋史学家、《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因为他被封为温国公，人称司马温公），颇有非议。他说：
“……我们不可迷信《资治通鉴》。这本书其实是有倾向性的。我们知道：作为历史学家，司马光不可能编故事，但他可以选故事，还可以改故事。一些有利于曹操、或者不利于刘备的史料，就被他删除。孙权对鲁肃说的‘此天以卿赐我也’这句话，也被删除。曹操和吕布的‘乘氏之战’，则被他从两天改成了一天。《资治通鉴》的‘猫腻’如此之多，我们怎么能不多一个心眼？”（《品三国》202…203页）
作为司马温公的同行，我以为易中天对他的态度是不公允的，我颇为他鸣冤叫屈，少不了要为他辩白几句。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史学名著，堪称是我国古代史学、甚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司马光有感于古代史书卷帙浩繁，学者难以遍览，便立志编一部编年体史书，摄取各种史书（主要是十几部正史）的精要，侧重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史实，着重展示历代君臣的治乱成败，作为后世治理国家的借鉴。编这样一部史学巨著，在皇帝的支持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共历时十九年，称得起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编撰过程共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搜集资料，编成丛目，就是列出题目和提纲。第二步，考辩史料，进行编写，对史料进行粗加工。这部分文字数量很大，称为“长编”。以上两个步骤，都是司马光领导助手们共同完成的。第三步，由司马光对“长编”进一步考订和大力删减，写成定稿。此书问世后，对史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震动很大，堪称是一部具有典范性的史学著作。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史书的体例上，使编年体的写作模式趋于成熟，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思想性强，对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能起到鉴戒作用，有经世济用的功能。甚至到了今天，对我们现代人也有很大的启发性。史学大师顾颉刚在其著作中曾谈过：毛泽东主席在案头最常读的两部书是《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是清人，此书是军事地理学著作）。可见《资治通鉴》的思想精髓，对今天的革命和建设，仍然有滋补作用。
作为一部脍炙人口，影响几十代人的史学巨著的作者，司马光的修史态度是严谨和公允的，绝不像易中天所说的那样，存在着许多“猫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他对正闰的观念比较淡薄。古代史家往往有封建正统观念，认为在同一时期并立的国家，有的国家是正统，有的国家是闰统。拿三国史来说，西晋人陈寿写《三国志》，以魏为正统，所以魏国皇帝的传记（包括曹操在内），便称为纪，如《武帝纪》、《文帝纪》等等；吴、蜀之主则称为传，如《先主传》、《吴主传》等等。而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写《汉晋春秋》，则以蜀为正统，其它史书参差不一。而温公在《资治通鉴》的史评中则认为：像周、秦、汉、晋、唐这样的朝代，都曾经使国家统一过，可以全用天子的制度君临天下，其它“地丑德齐”（地盘的大小相类似，德行也相同），而且彼此之间本来就不是君臣，那就都算是列国，“彼此均敌，无所抑扬”。但在天下分崩离析之时，不能不有一个统一的年、时、月、日的观念，以记载事情的先后，那就应该用一个国家为标准来纪年。由于“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所以用汉、魏、晋的年号来记各国之事。也就是说：这纯属技术问题，是为了记事的方便，“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按照这种说法，司马光虽然用魏来纪年，曹丕纂位之后，称为《魏纪》，但对于蜀，吴的君主也没有岐视之意，只是称呼（符号）上有区别，并没有“正闰之辨”。易中天抱怨温公对曹操不公平，但以曹氏的政权来记年，虽说对魏、蜀、吴一视同仁，我总觉得魏比蜀、吴风光得多了，有什么不公平的？
第二． 记事秉直而书，用史料说话，并没有故意地抑此扬彼。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 就拿对曹操的记载来说，始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止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共三十六年。我们把《三国志。·武帝纪》以及有关的列传、杂史等，和《资治通鉴》对照来看，凡是曹操露脸的事，只要经过考证认为可信的，基本都记上了，并没有重要的遗漏。例如：
标题： 29 为司马温公鸣冤（2）
内容： 曹操一出世，就记载了太尉桥玄和名士何颙赞颂曹操之言。桥玄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何 颙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先给曹操来了个开门红，挑帘彩！
又如：公元190年，起兵讨董卓后，济北相鲍信赞扬曹操说：“夫略不世出（有谋略的人非常少），能拔乱反正者，君也。……君殆天之所启乎。” 曹操在酸枣，见到名为讨董卓的各路诸侯每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并为他们做了军事规划。以及荀彧、郭嘉分析曹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大长曹操威风的长篇谈话，司马光也照录不误。此外类似的言论还很多，就不烦引录了。再有，曹操在用人方面的长处，曹操出奇制胜的军事谋略（如延津之战的饵兵之计，焚烧鸟巢军粮等等），也都披露无遗。一些有利于曹操的史料，何曾都被删除了？
当然，司马温公善恶皆书，一些不利于曹操的史料，也都秉笔直书，并没有曲意回护。如屠徐州，坑袁绍降卒，收扑董贵妃、伏后等逼宫之惨状等。
对刘备亦然。刘备围攻成都时，曾与诸将相约：“如果攻下成都，府库中的财物，都分给将士，我不干预。” 及至进入成都，士卒们把仓库抢光。以致使军用不足。还有人建议把成都的私人田宅分赐诸将，由于赵云的反对，才没有剥夺百姓的田宅。这些事原来记载在《三国志·刘巴传》和《三国志·赵云传》裴注引《赵云别传》中，这都是一些对刘备不利的记载，使他的所谓“仁义之师”的形象大打了折扣，但《资治通鉴》还是照书不误的。
《资治通鉴》利用了大量的史书、浩澣的资料，但为了简化易读以及突出“资治”、“鉴戒”的主题，对资料作了大量的删削。上面提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