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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时候，已经开始知道钱的重要了。在我们四个朋友当中，A 表面很和善，但实际上他对我们几个的关系，基本维持在家门以外———那时候哪个孩子没去过同学家啊，但是三年的时间里，我们还真没怎么去过他家，唯一的一次，是初三，他生病了，老师让我给他送份卷子。他的家很雅致，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很有规矩的人家，最让我艳羡的是他家的书柜，高到了房顶，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书。
不过那次我就在他家呆了一分钟不到。敲开门，把卷子递给他，他道谢，我扫了一眼他那神秘又雅致的家，然后离开。
小B 的父亲跟我父亲是同学，几乎同时来到厂里，后来也几乎同时被提拔，他妈跟我妈年纪又差不多。这样的家庭，多少存在攀比的情况。这种攀比不仅包括男人的工作、女人的内秀，甚至还包括孩子的成绩。不过后来我爸生病，前两种攀比基本消失，只剩我跟小B 在学习上的较量，总体上我比他强，但是他能有钱买很多新书，这点我望尘莫及。
更打击我的是，小B 买的这些书，都是我喜欢的小说、文学或者杂志，而他从来不借给我。
小C是我们四个中成绩最靠后的，但是他家也是最有钱的，不过他父母都没什么文化，又在做生意，所以家里一直很杂乱，堆满了货，他跟他妹妹基本是在没有父母关照的情况下读书的，从这点上说，小C是我们四个中最能干也是最懂事的。他还有一个优点，特大方，跟他出去他总愿意请你吃一毛钱的雪糕。我总去他家，他有了新书总会借给我，所以我跟小C关系最好。
初中那三年，我们四个男生，基本是在一条线上前进，脑子里没有什么未来的概念，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朝着怎样的路径变化，就这么懵懂地发育着。
第一个变化出现在初中毕业时。升学的选择有三条路，分别是高中、中专、技校。高中自不必说，中专和技校读三年后，就会回到父母所在的航天部某基地，当技术员或者工人。
小A、小B 和我，都没什么犹豫地选了高中，小C却报了中专。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对未来的意识已经与学历、文化程度联系得越来越紧密。C的选择让我很不理解，他难道不想读大学了？他说他觉得自己的成绩上了高中估计考大学没什么希望，不如读中专去。他父母对此也没有异议。
C后来就去了中专。A、B和我就上了高中。我跟C一直有联系，他在中专是佼佼者，过得很快乐。再来说我们高中的三个人，A 的父亲是一所理科著名高校的老大学生，所以为A 制订了一条自己走过的路：读理科，考理科，学理科……可是我知道A
对文科的兴趣跟我一样大，他不喜欢理科但是又无法改变父母的决定，只能熬着。
B到了高中后，认识了很多别的学校过来的学生，跟我们渐渐疏远了。后来我发现他不再买书了，他的钱开始花在了看录像和打游戏机上。小B 的成绩到了高二就彻底不行了，全年级几百人，他排三百多名。我后来问他，他说总是觉得光啃书本远没有在游戏机里称王称霸来得爽。
我爸开始也让我读理科，结果被上到高三的我抗争掉了，A 曾经也跟我一样抗争过，不过还没成气候就被镇压下去，他家里连雅致的气氛都能成为一种武器。
转眼又是三年过去，我们等来了高考。小A 报的是他爸的母校，我报了外语学院。最后我和小A 上了线，小B
落榜，后来他父母花了很大一笔钱送他读了一所职业大学。
小A 考的那所大学很强，他一进去就拿奖学金什么的，他爸对他满是期望，经常在别人面前说，儿子上了这所大学，就成了股市里的绩优股。我上的川外虽然只是一所普通学校，不过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所以在里面那四年过得很恣意自由。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一些书，都是在大学里看的，这时我已经能很坦然地面对贫穷了。
那时候我们四个人，分别在四个城市。小A 在东北，我在重庆，B在成都，C毕业回了基地，开始做工人。四年后的结局是，小A 因为对专业索然无味，开始迷上了网络，后来发展到沉醉黄网不能自拔，毕业时连学位证都没拿到；小B 读职大的时候谈了个女朋友，后来怀了孕，打了，女孩对此耿耿于怀，对小B不好，却又不离开，小B22岁的时候，看上去就跟30岁一样。我毕业时拿到了到北京的通知书，而小C已经下岗了。
对我继续到北京读书的事情，家里起先有些犹豫。当时我妹也要上大学了，我爸手术后身体虚弱，家里当时还是希望我找个工作，这样至少能缓解一下压力。但我很想去北京，最后我跟我爸说，你就当投资原始股好了，以后迟早要涨的。我爸就因为这句话，开始大力支持。
来北京前，我去见了C。他正在后悔没有读高中上大学，才在竞聘中失去岗位。我也觉得他去读中专是失策，给他讲了大学里很多事情，还给他拿了很多书，当年都是他借给我，现在可以还这份情。
一晃又是八年，我在北京过着自由的生活，挣的钱是我爸他们的很多倍，而他还记得原始股的说法，并以此为傲。
之所以写了这么多废话，是因为今天我忽然接到了C的电话，告诉我他刚来北京，开了一家公司。下午我见到了这位八年前的下岗工人，在深圳他已经有了一个做书籍的文化传播公司，现在业务伸到了北京。分公司在建国门，我瞟了一眼资料，注册资金500万元———跟我经常梦想着可以追打主编的巨奖一样多。
C说，他下岗后就去了深圳，做了很多东西，都失败了，老是奇怪自己为什么没像我一样挖到原始股。后来他想到我那么喜欢读书，那么喜欢读书的人一定会买很多书的，灵机一动，他管父母借了一笔钱，从卖盗版书开始，慢慢从零售走向批发，又从流通做到内容，几年波折，终于有了今天。
跟C的联系，让我想起了多年未见的A 和B。一番打听后，知道A后来靠他原本不喜欢的专业，进了一家公司做技术，后来在2003年考上中文系研究生，现在还没毕业；B 工作没两年就跟那女孩结婚了，挣得刚够用，不过他已经有了一个几岁的儿子，这是A、C和我三个人都没有的幸福。
以前我只以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原来每一个方向都有生活的原始股啊。
真相之死
希望工程
因为这个塘子的水太深，我的棍棍能搅搅锅底却戳不到塘底。2003年1月20日，那篇《六问希望工程改革》见报了。
要做这个选题，我开始心里也没底。因为自2002年3月的“明报事件”以来，有关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的大事小事，似乎都有可能成为泼向滚油锅里的一瓢水，随时能折腾出个鸡飞狗跳的动静来。
可我想要的是一根不带水的木棍，这样可以伸进滚烫的油锅里去搅搅，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是从1999年中国青基会与香港《壹周刊》较劲的时候就开始跑他们的新闻的，其间也出过几件比较引人注目的事情，比如“巩俐阿姨广告事件”、“假信事件”、“明报事件”等。2000年调查“巩俐阿姨广告事件”时，我还是唯一随队调查的北京媒体记者。几年下来我对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
2001年底“假信事件”和2002年3月“明报事件”接连发生，青基会由“巩俐阿姨广告事件”中的调查者成了备受猜测的被调查者，希望工程也在一夜之间成了人们议论的对象。方进玉去年3月那篇未能在《南方周末》面世的稿子和12月底在网上流传的那篇十万言书我都看过。我佩服方进玉的勇气，但是他提出的那些问题，比如投资使用方向、停止1＋1助学行动的原因等等，都没有回音———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使出惊天动地的一招后，却连对方的一点反应也没得到，不爽。
2003年1月16日，我在国内新闻版上发了一篇消息《希望工程助学金到农行领》。稿子是中国青基会传给我的，讲的是沿袭了13年之久的希望工程助学金发放程序从今年开始被彻底改变，中国农业银行将负责发放。
当时那篇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