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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举身赴清池的诀绝身影震惊海内外。社会上众说纷纭，察察为揣，纷纷撰文释其原因。唯独最知静安心境的陈寅恪从文化兴衰和一代学者的命运角度对其死因拨冗驱雾，给以正解，廓清那些“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在清华国学院师生向大师遗体告别之际，陈寅恪出人意外地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以一诗一词寄托哀思。在挽词中陈寅恪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1934年，陈寅恪又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言：“自昔大师巨子，其关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对王国维的死因升华至“承续先哲将坠之业”、“文化托命”、“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的深度。
1929年夏，清华国学院师生在王国维辞世二周年之际，募款为他修立了纪念碑。陈寅恪又撰写了碑文；建筑大师梁思成勘定碑址，并亲绘彩色大样；书法家林志钧特为书丹；“北大三马”之一的马衡亲为篆额；名刻家李桂藻敬工刻字。纪念碑于1929年7月15日落典。据载：“此碑位于科学馆南土山东麓两槐树之间，碑之本身，约高七尺，挺立于四尺许高之碑基上，色呈淡黑，颇足表出哀思之意。”碑之正面，大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上刻着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文。
从此，陈寅恪从“静安自沉”事件中提炼结晶放大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成为学人精神和魂魄的八字真言。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排名第二的就是梁启超。梁启超在任国学院导师前，已经有了很大的社会名望，且与清华有着很深的渊源，因此，他对清华的发展，影响可谓广博。举凡董事会的组成、校长的人选、校训的制定、科目的安排乃至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及发展方向，都渗透着任公的拳拳之心。1929年9月梁启超在《清华周刊》发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着重地谈了清华设立大学部及国学研究院与中国学术独立的关系，提出“一国之学问独立，须全国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希望清华以独占。但为时势便利计，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列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1．自然科学——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2．工学；3．史学与考古学。”1925年9月23日，在清华国学院首届学生开学前夕，他与研究院学生就“人才的培养与养成问题”以及研究院的培养目标等问题深入交谈。他负责的课程达11门之多，包括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等。梁启超学识广博、学养深厚，且又是天生的演说家，能言善辩，口才极佳，绕梁三日，独具魅力。他经常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其课程最受学生的欢迎，一时“学子景从，风气大开”，在清华园留下了众多的传奇与掌故。他授课之余，勤于著述，昼夜不辍，以至积劳成疾，体质弗抗。其许多著述都是抱病完成，许多著述由其口述弟子，笔记成篇。早在1925年，因患便血病不得不入协和医院割去一内肾。但割肾后，便血仍时发。在略为好转时，仍然教课。1926年，以久病之躯完成《中国文化史》，此书分三部29篇，上自叙述历史之朝代篇，下至研究图书之载籍篇，凡中国文化之一切关涉，几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极类似一部文化百科全书。1927年5月，梁病加剧，无法持笔撰稿，仍口述弟子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速记成篇，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后陆续完成《合传及其作法》、《年谱及其作法》、《专传的作法》、《孔子传的作法》，至秋后“体不能支而止”。1928年梁启超肾病加剧，再入协和医院检查身体。遂于5月末“收同学论文评阅竣事，即辞回天津养病。”9月中旬，病发作，乃入协和医院就医，仍撰读如初，病未愈而归天津，“执笔侧身卧，仍扶病继草此稿”。终因病入膏肓，一病不起。与南海学堂、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亡命东瀛、护国之役等大气磅礴、风云跌宕的历史事件融为一体的一代天骄梁任公，遂于1929年1月19日谢世，年仅56岁。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梁任公其业绩实不止湟湟七百万言的《饮冰室合集》所能涵盖。作为代表其成就的《饮冰室合集》分文集、专著两部分，包括论文七百余篇，诗话一种，诗词三百余首，书一百零四种，大都有其独得和创见，如此深学独造兼及文史哲诸方面皆广博精深的大家硕儒古往今来实是罕见。授人一物，不如授人一技；授人一技，不如授人一法。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清华国院导师，他认为做学问须具备“明敏、密察、别裁、通方”的能力和“忠实、深切、敬慎、不倦”的习惯及治史的科学方法，认为有价值的学问的标志是发明新原则，应用已发明之新原则研究前人未曾研究过的现象，从而为新史学确立了全面和系统的学术规范。他认为为人师者的首要责任为培养学生的独立钻研能力，“做学问之要点，吾以为以开发本能为不二法门。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苏格拉底亦云：‘余非以学教人，乃教人为学。’……是以教授之法，系教师引导学生做学问，教师给学生学问之责任也。……学而能触类旁通，开发真本能，以致用，而为已也”。其弟子周传儒曾这样忆及先师：“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诂、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他既富有渊博的学识，又富有综合之才能，扼要钩玄，深入浅出……同时代的人如胡适、梁漱溟、陈垣、丁文江，皆视新会如宾如师。又如蒋百里和徐志摩，则持束修贽见跪拜称弟子。一般均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独为神州惜大儒”，“千古文章未尽才”。斯人其逝，国宝云亡，山河同悲。任公之殇，于中国学术、于八方学子之损失不可量也，这一点我们在今天仍能感觉得到。
这期间，陈寅恪在上海省亲，并于1928年7月17日与唐筼女士在上海结婚。唐筼字晓莹，广西灌阳人，祖父是前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父亲早故，依母居天津，曾就读天津女子师范；毕业后留校任附设小学教员。后由女师报送上海体专就读，卒业后回女师体育系任教，与母同住。后又移居上海任教，母死后与陈寅恪结婚。婚后先后生女三人，分别为长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
陈寅恪在上海婚后不到一个月，因开学在即，先行回京。当时新婚不久，而政局变易，再加上王国维的逝世，使其不免有家国之思：
天风吹月到孤舟，哀乐无端托此游。
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
初升紫塞云将合，照澈沧海波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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