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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以诗证史的诗学研究新范式的成熟。
1946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国家和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生活质量急剧下降。随着内战的加剧，生活的艰辛程度也日益严重。寒冷和陈氏夫妇的心脏病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略》中曾记：
（1947年）是岁寒甚。清华各院本装有水汀，经费绌，无力供暖气，需住户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用以购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
关于陈寅恪卖书买煤度严寒一事，季羡林先生以亲历者的身份曾经专门做过详细的介绍，《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忆道：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经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圆券，又从银圆券改为金圆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食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有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
此时的陈寅恪，是国内第一流学者，学界泰斗，并且已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士。第一流的学者尚且窘迫至此，更不消说一般百姓了。时某报曾载一首诗：“铮铮国士名，矻矻寒窗苦。生事困樵薪，珍袭归书贾。燎原战火燃，断续炊烟舞。何异又焚书，风教委尘土。”此诗当时附序为“陈寅恪教授卖书买煤，为之意苦者久之。”①这一年，陈寅恪58岁。是时，内战仍在继续，和平无望。陈寅恪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很不满，他在《南朝》一诗中以“徐妃半面足风流”形容国民党。徐妃虽风流自赏，其实江河已有瓯脱之势，则其“风流”亦不过半面而已。②这暗示他对国民党政权难以持久的预感。当北京学生的反蒋民主运动蓬勃展开时，他毅然在高等院校教授志愿学生运动的呼吁书上签名支持。除此之外，他拒绝接受“美援”面粉，尽管当时他的处境已经十分窘迫。
二、时局变化与陈寅恪的去留（1）
个人身世之沉浮与社会大环境总是密切相关，在陈寅恪尤其如此。我们还是将视角放大一点，先来看看40年代末的中国情势吧。
1948年，小陈寅恪三岁的毛泽东在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写的十月革命纪念文字里，饱含深情地宣称：“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①写作此文的一个月前的连续两天之内他相继发电对辽沈和淮海战役的战术部属战斗任务作出最高指示：……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②……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修整。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③对平津战役的部属整整在淮海部属的两个月以后，又一封电文发往前线指挥机关：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①那是一段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众所周知的“三大战役”将彻底改变百余年来你争我夺群雄逐鹿的炎黄故土在当下的实力对比。抗战胜利以后一度坚甲铁兵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队，早已是今非昔比，而经过了八年敌后抗战的共产党军队却因自身政策的有力、纪律的严明以及指挥人员的优异，而在战火的考验中不断强健不断壮大了起来。正在发生着和即将到来的战斗，特别是三大战役，仍在并将继续加速这种变化的趋势。史料显示，仅1948年9月12日到11月2日进行的辽沈战役就歼敌47万余人，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敌军52万余人，稍后进行的淮海战役更达55万之巨！三大战役使蒋介石政权由此被极大的削弱，并事实上“战”定了其最后失败的命运，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对中国文化颇有体认的蒋还是很懂未雨绸缪的忧患之道的。转运黄金储备、文物宝藏等去台湾的活动即是明证。金银瑰宝之外，知识分子，特别是一流的知识分子也在抢运之列。
就在毛泽东电告前线自己对平津战役设想的三天（12月14日）②以后，也就是新保安围歼的整整一周前，南京政府教育部的一架专机冒险在北平城外的南苑机场徐徐降落。这时的北平已是岌岌可危。整整两个月前的10月14日锦州开战，31小时之内，守城部队悉数被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傑、第六兵团司令卢冫睿泉以下10万人被俘。其后不久，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指挥下，共产党的东北野战军很快取长春、下沈阳、夺营口，迅速完成了对整个东北的解放。而且就在本月上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东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师入关，完成了与华北兵团的汇合。显然，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解放平津。北平危险了！教育部的专机正是因为华北形势的危急而匆匆北上来接人的。
能够让南京政府上层这样花力气的人并不很多。那么南京方面挂念的人是谁呢？傅作义？显然不是，仗还没开打就接走华北“剿总”的总司令，就算只是想想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笑话。很明显，既然是教育部的专机，那么要接的当然是教育界的“宝物”。尽管当时的北平尚有不少学教界的名流，但专机的待遇显然不是人人都能够荣享之的。几小时以后的南京机场为证：乘该机南徙的学人其实就只有两个。一个是身居政学之间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如所周知，胡君留学美国，以一篇创辟新说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暴得大名，后挟实验主义思想归国高擎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整理故国学问的大旗，更由于得到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襄助而迅速成长为新派学人的领袖，一时之间重誉迭来，声名鹊起，稍后更出任过驻美大使等不少官职，因之处身政学之间，颇为蒋氏政权所重。另一个人，就是陈寅恪。同胡适不同，陈寅恪一向推重学术之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的。”①更有甚者，当年蒋介石自比唐太宗，曾托人以重金请生活正艰辛的陈寅恪写太宗传，而为其所拒。然而，事虽如此，南京政府还是没忘了在13日给胡适的电话中让胡适邀陈寅恪同飞江苏。自然，这确是出于对人才的爱惜。
其实，前不久南京政府就曾派与陈寅恪相识的青年部长陈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