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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沈鹏丧心病狂，自甘悖谬”罪，严拿监禁。7月，慈禧下令，将已遣戍新疆的张荫桓就地正法；同月，杀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同月，处死率自立军起义的唐才常；8月，杀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同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抢掠烧杀，两宫出奔；同月，杀珍妃，推入井中。
显然，那是一个经过激烈的政权争夺后获胜方尽情享受胜利果实的肃杀岁月。
陈宝箴之后，陈家再也没有涉足过宦海和官场。临死之时，心寒如冰的他曾留下这样的遗嘱：“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不治产，不问政。’”这让我们想起戎马半生的曾国藩对子辈的劝诫：“尔等长大以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①客观来说，早年入幕曾府的陈宝箴与这位长自己二十岁的晚清重臣确有些相似，比如曾国藩强调立志和有恒，认为“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②，“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③；陈宝箴同样看中立志，曾在南学会开学典礼上作《论为学必先立志》的演说，为寅恪兄隆恪书扇示训，亦言“读书当先正志；志在学为圣贤，则凡所读之书，圣贤言语便当奉为师法，立心行事具要依他做法，务求言行无愧为圣贤之徒”④云云。
然而陈宝箴是不幸的，即使后来人，包括我们，到今天还在对其一手缔造的湖南新政津津乐道。
陈宝箴死了，陈寅恪家族事功上的辉煌年代就这么结束了。
这一年，陈寅恪十一岁。依一般的逻辑，近两年来家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会不在他小小的心灵里留下些微的印记。
三、诗人陈散原与陈寅恪的童年（1）
自然，对此感受最深的应该是陈寅恪之父，陈宝箴的长子陈三立。
陈三立字伯严，一字敬原。他年少博学，才识通敏，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1882），也就是其父升任浙江按察使的同一年，与年轻时的父亲一样，陈三立参加了乡试。答卷时，因为深恶“八股文”，所以不羁的他根本就没按规定来，而是用上了自己平素擅长的古散文体。理所当然地一个后果就是考官阅卷时压根就没理他答的内容，考卷被摈弃了。不过，命运对陈三立还是相当地眷顾。当时任主考官的陈宝琛翻检落第考生的答卷时，碰巧看到了陈三立才华横溢的卷子，对之大加赞赏。就这样；本来没希望的陈三立摇身也变成了举子。光绪十二年（1886）陈三立赴京会试考中，不过因为书法不合规矩，所谓“楷法不中律，格于廷试”，于是不得不“退而习书”，三年以后的1889年再补殿而成进士。虽然略有波澜，但不管怎么说，中进士还是实现了陈家先祖的一个夙愿。陈家终于出进士了！这一年陈三立三十六岁，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
就在陈三立中进士的第二年，陈宝箴因为王文韶的保荐入湖北为官，仕途生涯开始风帆高悬凯歌猛进。时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正着力推进洋务实业，陈宝箴自然是戮力其中。陈三立为此所吸引，于是离京南下襄助乃父功业。尤其是在陈宝箴抚湘期间，陈三立对湖南新政的帮助尤大。梁启超曾赞曰：“陈伯严史部，义宁抚军之公子也，与谭浏阳齐名，有两公子之目。义宁湘中治迹，多其所赞画。”
比如时务学堂，当时陈宝箴本拟请康有为任中文总教习，但陈三立认为梁启超的思想早已超过乃师，认为请师莫如邀徒，陈宝箴遂放弃了原先计划，改聘后者。之外，陈三立还举荐罗致了谭嗣同、唐才常等俊杰之士为陈宝箴的湖南新政献智献力，为轰轰烈烈的湘乡自强运动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因为才学能力突出，兼之为官宦子弟，陈三立很快引起了上下层人士的广泛注意，时人有“清末四公子”和“维新四公子”之称，陈三立均在其列。前者，指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湖北巡抚之子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后者，指陈三立、谭嗣同、户部侍郎徐致靖的儿子徐仁寿、世家子弟陶菊存。
同陈宝箴一样，对陈三立来说，政变以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湖南新政带给他的是澎湃的激情和美好的向往，希望“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可在激烈变动的年代里，社会总是布满着陷阱。戊戌政变飓风一样拔地而起，陈三立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与父亲一起被革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三立移居南京。未几，陈宝箴被赐死。
以陈宝箴的离世为界，陈三立的人生明显地分为两段，前一时期的陈三立，生活中阳光充溢，怀有为国开辟新天地的雄心和抱负，积极进取，锐意开拓；进入20世纪的陈三立，则因为官场的冷酷、残忍乃至无耻，而心灰意懒，无意仕进，因于金陵青溪桥畔构屋十楹，号“散原精舍”，与友人以诗文相遣，游时度日，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值得注意的是，陈三立定居金陵后，虽不过问政治，但对兴办社会事业，仍极热枕。光绪二十九年，他办家学一所，又赞助柳诒征创办思益小学，让出住宅作课堂，延聘外国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等新兴课目。注重全面发展，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创新式学校之先例。光绪三十一年初，与罢职官僚李有分等人共同创办铁路公司，筹建江西第一条铁路（南浔线），先后任协理、总理、名誉总理等职。光绪三十四年，又与汤寿潜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由于人事关系的阻碍等原因，都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
再就是，陈三立一方面反对新生的革命势力在故国主政，比如当国民革命军在江浙的联军攻南京时，他挈家迁沪，并诬武昌起义为“作乱”，骂民军为“乱军”。从1911年至于1915年夏，在寓居上海期间，他还曾列名孔教会和张謇发起中华民国联合会，又和沈曾植、梁鼎、朱祖谋等组织“超社”，“逸社”，通过诗作，或攻击革命，或倾吐对清王朝留恋之情。另一方面，与遗老文人诗文相会的他，又拒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对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窃踞政权的投机政客，以及后来混战不休的各派军阀，均极为不满，拒不参加当时政界的任何活动。
事实上，写诗唱和在此时的陈三立，因为没有了政务遮蔽的原故，已经突显为生命的代表性节律。此时的陈三立首先应该被视为诗人。史实也确是如此。1923年至1925年，陈三立住在杭州。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接着来到风光旖旎的杭州，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泰戈尔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两位不同国籍的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互赠诗作。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分，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分，回赠他一部诗集。陈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1926年底，陈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载。晚年的他，怀乡心切，对庐山尤为萦念。1929年11月，由次子陈隆恪夫妇陪同，乘轮溯江而上，终于登上庐山，卜居于牯岭新宅“松门（一说松林）
别墅”，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他赋诗倾诉：“乡梦醒鸣鞭，始觉身如鸟”，打算“息影松林径，洗梦涧瀑流”。年近八十的他，遍览山南山北的风景名胜，写下了许多寄情咏物的诗篇，名为《匡庐山居诗》，石印成册，以赠亲友。山居期间，蒋介石曾到牯岭避暑，很想见见他，特派专人登门联系。他不愿与当政者交往，对来人说：“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因此，蒋介石也就不便“勉强求见了”。不过问政的心虽枯，学问的心仍绿，1930年，陈三立倡议重修《庐山志》，委托吴宗慈专主其事。为了使志书更为完善一些，他还特别约请了著名学者李四光、胡先引等撰写有关条目。另外，在具体的编修过程中，陈三立特别强调了修撰体例的问题，强调志例应尊重科学，志文因时代不同，允许文体有别，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