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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工作的意义从表面看似乎是将K挡在法的IJ外。没完没了的分析能够带来什么呢？只有痛苦和烦恼，不会有丝毫进展。K要的是进展，看得见的进展。但进展本身恰好是看不见的，它要靠K自己做出来，就是做出来了也还是看不见。而推动进展的准备工作就是这种冗长的分析。被告通过律师的分析将自己极度受压抑的处境弄得清清楚楚，然后奋力一搏，开创出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分析的真正作用。怎能不分析呢？“活’下就是分析吗？律师细致入微的分析展示的是生存的生动画面。不要以为K完全没听懂，他只是出于自欺的本能在回避而已。律师一张口，K就感到了他的意思；律师不张口坐在他面前，他也感到了他的压力；于是在潜意识里，他接住了律师抛过来的球。律师在暗示，这种非人的处境是多么难以忍受啊。所幸的是他可以将这一切说出来，传达给K。而K，还可以做一件事，这件事他迟早会做。这是件什么事呢？K会用行动把谜底揭开的。
另一种分析是K对律师的分析。K不是那种被动接受分析的人，因此在律师对他进行分析的同时，他也在分析律师。律师在分析中将K可以做的那件事的答案留给了K自己，他预料到K会于不知不觉中来做那件事的。分析律师就是主动地来分析自己，只是K没意识到这一点而已。他以为分析自己就是写申诉书，他觉得申诉书没法写。不论意识没意识到，K就是这样通过对律师的分析开始了对自己的主动分析。这就是律师要求他做的那件事。在K看来，律师除了要贫嘴之外，就是沉默地坐在那里回避问题，要么就是教训、奚落他的无知，把他当小孩对待。K一问起案子，他就用他那一大通诡辩来敷衍，从来也没打算采取实质性的步骤来推进案子，一味地强调困难，一味地强调人的行动对案子没有作用。这一切都分明是由于他的疾病，他的无能，使得他不敢同法院交手，害得作为被告的K只好受其连累，坐等惩罚降临。既然律师对他的案子如此没有用，他为什么不采取行动自己来推动自己的案子呢？这是K的分析得出的结论。然后他就着手行动了。K的以上分析只是理性的分析，潜伏在这下面的还有一种意识的流动，这种意识流暗示着另外一种看法：也许律师并不是无能，是K的案子本身使得他只能采取这种态度？也许他不是不敢同法院交手，而是只能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拖延？也许K果真采取行动的话，真的会像律师预言的那样导致毁灭？但是他又怎能心甘情愿地任人宰割呢？不，他不能！即使案子真有律师暗示的那么严重，他也要拼死一搏，决不放弃。理性分析与潜意识的领悟相反，结论却一致，都是采取行动推进案子。在实施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受潜意识影响的痕迹。那种影响在理性的压抑之下隐隐约约地闪现着，直到K采取极端行动时才冒头。
律师对K的分析激发了K，使他必须反过来分析律师。说到底，K除了分析律师之外，还能有什么其它有效的分析呢？对律师的分析必然会产生突围的冲动，这也是律师料到了的。律师浑身都是这种暗示。他在等待，不是等法院的判决，而是等K的觉醒。K在理性上不知道他是谁，但在潜意识里已弄清了他是谁，他要他干什么，而他就不知不觉地干了。他所采取的行动是在自欺的前提下的下意识行为，也就是说，他总在混饨中实现着自我。
写申诉书象征着分析的不可完成性，人所能够做的就是感受这种不可完成性。每当K一坐下来想到申诉书，每当他要动笔，就发觉无从着手，痛苦万分。最后的忏海是无法写在纸上的，那是一种无比深远的意境，无处不在，无时不至。所以这样的申诉书只能是一张空白纸，但又决不是一张空白纸；痛苦和烦恼是实实在在的，时间和地点都历历在目。K活一天，就要把这个负担背在背上一天。即使他真的放弃了他的工作，将个人生活缩小到最低限度，负担也不会因此而减轻。那种无限性挤压着他，要找出路就只有豁出去。所以K写不了申诉书，但他可以对律师进行分析，律师是具体的、可分析的。这种分析和分析导致的突破就是他的申诉。
二、致命的考验
申诉书写不成，长时期地陷入苦恼之后，法派来了新的使者同K接头。他是一名工厂主，打着来做买卖的幌子，其实另有所图。他知道K已陷入了绝境，他给K带来了一线希望，因为分析不能中断，要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于是工厂主提供的救命稻草马上被K抓住了，他推掉所有的日常工作，奔向那个地方。
K的救星是一名身份不明的画家，据说他为法院工作，画家的住处说明了他这种特殊的身份。同法挨得越近的人，处境就越可怕。画家那高高的阁楼上的小房间就是这种情况。那是贫民窟中的老鼠窝，笼子般的小房间里空气稀薄，灰尘让人没法呼吸，耗子似的残疾女孩们整天围着房子转，不给人一刻的安宁。正是在这种地方，画家根据法的旨令描绘着连他自己也不太能把握的法的幻想。由于成日里同法打交道，画家已经同司法人员一样精通于法了，所以他一听到K的案子就发生了兴趣，这样的案子正是他的创作的素材。他通过工厂主向K发出了信号，他知道这个走投无路的人必定会来找他。因此当手足无措的K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真是忍俊不禁。好好地捉弄了K一番之后，画家没有忘记法交给他的任务。这任务就是深入地向K解释法，说明作为一名被告的处境，还有被告可以做的事。
画家首先要K确定自己的清白无辜，也就是说，自己确定自己是一个知道法的存在，但不知道法是什么，而又决心自欺到底的人。这样的人正是画家的素材，或猎物。确定了以上根本的东西之后，他就可以对K进行尽兴的分析了。他说他一个人就可以让K解脱。他所指的“解脱”是法的意义上的术语，在K听来却误解成世俗的意思。然后他就滔滔不绝、苦口婆心地向K描述了解脱的方法和内容，他自己也在描述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感。他的描述看起来如同圈套，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法律履行过程的模式，同律师叙说的模式一样。解脱是什么呢？解脱就是被告在法的桂格的间隙里尽力挣扎；不论被告选择哪种任措，它们都有相同的功能。人的自由就是戴上侄桔的自由，以及挣扎的自由。法所提供的两种解脱的方法都会导致K同法的联系的加强，从而被法更加牢固地控制，成为真正的笼中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这两种模式中，法又逼着人大显神通，大搞“幕后活动”（潜意识活动），将个人的潜力发挥到极限。每当人意识到控制，前景就呈现一片阴暗；每当人投入创造性的活动，前景就透出光明。这两种意志的此消彼长就是那永恒矛盾之体现。在这场角逐般的分析中，无处可逃的K始终执著于光明面，阎王似的画家则执著于黑暗面；也许双方都在演戏，但这场戏是致命的，这种严肃也是十分恐怖的。
从K自身来说，他从分析中得到了什么呢？为什么他从头至尾都想马上离开，而又从头至尾像被磁石吸住了一样，迈不动脚步？这种分析就是他下意识里所需要的。经历了那样多的灾难性事件，已经走到了今天的K，必须依仗这种强烈的刺激，来特灵魂里的这场革命进行下去。自从投身于法网以来，他的每一种自发的、盲目的举动都内含着他的自我意识，因而与法的规则贯通起来了。他从银行逃出来，奔向画家，是因为他的自救的模式要在画家这里得到更新，因为法用它的无限性，它的空虚将他折磨得痛苦不堪了，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到法本身那里找。画家的答案深藏在他的话里，长着世俗脑袋的K被他的话完全摧垮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画家就是要摧垮他那种理性的防御，让K自己战胜自己的世俗，以达到解救他的目的。在脱胎换骨过程中，K的全面溃败意味着灵魂中新生物的成长和强大。可以说，他从死亡的分析中获得了生长的养料。K的外部举动也充分地暗示了内心的这场战争：一开始他就打算尽快找到画家，向他提几个问题，然后马上离开；接着却又不敢直奔主题，反而同画家讨论起法的问题来了，待讨论完毕，时间已过去了好一阵；好不容易进入正题，只想快点弄个水落石出，然后走路，没想到正题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要将整个司法制度向K解释一遍，他更走不成了；到画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