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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自传附录：再谈老舍之死
附录：再谈老舍之死
舒乙
这次，到台湾去，在老舍先生的有关问题上，发现台湾人对老舍之死普遍感兴趣，但所知甚少，基本上仍停留在我们十多年前的认识水平上，所争论的问题，也是我们早已解决了的。
在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的两岸文学座谈会上，台湾作家姜穆先生发言，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杀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而是被谋杀之后将尸体运来摆在了太平湖边。
我当时在会上说：这个问题早已有了一致的看法，大背景是“文革”的残酷迫害，具体死因是投水自杀。我举了五点理由，略加说明，并说我写过两篇比较详细的文章，可以参考，一篇叫《父亲最后的两天》，另一篇叫《死的呼唤》，后来又编了一本专门的书，叫《老舍之死》，说得更为详尽，台湾方面也早就有了盗印本。
会上没有来得及展开讨论。看来，我并没有说服姜穆先生。我回北京之后，看到他在《中央日报》长河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被“文革”烤“文火”——老舍真是自杀？》的文章，还是重复了“他杀”的说法，这才使我觉得，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还是有再讨论的必要。
其实，“他杀”和“自杀”的讨论之所以必要，与其说对解开老舍之死的迷至关重要，还不如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了解老舍这个人更有意义。
冰心先生如是说
——特质
一次，和冰心先生聊天，她突然冒出一句：
“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
我问：“您怎么知道？”
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像《四世同堂》里的第二代，祁天佑老爷子，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里。
像《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人间折磨之后，说了一串耐人寻味的话，诸如对小孙女说：“来，再叫爷爷看看！”“跟爷爷说再见！”“万一我晚上就死了呢！”最后上吊而亡。
像《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为了唤醒群众。
像《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自焚。
像《四世同堂》里的钱太太，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贤妻良母，丈夫被捕，儿子一个阵亡一个被害，她不哭，不说话，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
像《老张的哲学》，这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它的时候，作者不过二十六岁，它的女主人翁，叫李静，是一位可爱的文静姑娘，最后也是自杀而死。
在写李静自杀之前，小说中有这么一段伏笔：
“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笑，而且有时候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
这里说的是自尽，而且偏偏是跳河。
冰心先生的话极对，极准确。她深知老舍先生。他们是老朋友，知根知底的。
一个作家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他本人的命运，当然，用不着去划等号；但是，这些描写毕竟是他本人思绪的事物，所以，作家本人的身世往往会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找出某些痕迹来，这倒是不容忽视的参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作品便是作家本人的脚印，表面上并不连续，显得杂乱无章，东一个西一个，但总体上看，可以觅出一个大概的走向。
从这个角度上看，作品是作家命运的相当可靠的“预报器”。
不连贯的轨迹也好，命运预报器也好，作品中的对应点对作家的研究者来说，都太有用了。
毕竟，作品是作家身外的第六感，它们来自他，由他而生，和他有着看不见摸不着而确实存在的内在的联系线。
这就是要注意作品的提示性的原因。
气节、身谏、投水、殉难
——哲学
如果仔细找的话，在老舍先生的自述中，主要是散文、书信中，还可以找到不少独白性的自我描述。
这些独白，是地地道道的他的思想的反映，是他的生死观，是他的人生哲学。
这些独白极为重要，实际上，是理解老舍结局的钥匙。
一九四一年，抗战中，文人们建议设诗人节，还真成功了，为此老舍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诗人”的小文，发表在当年五月卅一日的《新蜀报》上。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是谈诗人特质的：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称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无关宏旨而忽略，叫大事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的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这最后一句话，简直是在说他自己了——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实在是太准确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见过不少好心的朋友，他们对我说：老先生性子太暴，其实，忍一忍，躲一躲，过了那可怕的几天，也就闯过来了。
听到这儿，我总是直截了当地反驳道：您不了解他，不会的，他必死无疑。活过了八月二十四，活不过九月二十四，活过了九月二十四，活不过第二年的九月二十四！
他的气质，他的性格，他的信念，决定了他的命。
一九四四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日军欲从贵州独山方向包围偷袭重庆，重庆方面哗然，纷纷准备再向西撤，向西康方向逃，友人萧伯青问老舍：“您怎么办？”他脱口而出：“北面就是涛涛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
此话传出后，朋友们纷纷写信来询问虚实，老舍先生在给王冶秋先生的信中是这么回答的：
“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若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说可同他的家眷暂避到广安去。广安有什么安全？丝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这是中国有气节的文人的一个含泪的惨笑，俏皮，悲壮，悲愤，十足的老舍味儿。
千万不要以为老舍先生是一个轻视性命的人，似乎动不动就要舍去了自己的生命。不是这样。大敌当前，他是准备拼命的。他的这种誓言，可以找到几十万字！谁都知道，他是最大的“抗战派”，而且是个拚命的务实的抗战派。他舍妻弃子只身逃出济南，来到武汉、重庆，投入抗战的洪流中，当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总负责人，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想家想亲人，暗暗地落泪。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深夜十点写给陶亢德先生的信里说：
“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拚命地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这样的信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对生活的眷恋，是生命的赞歌。
当这样一位有情有趣有血有肉的人说他要去自杀时，显然，是发生了天大的事，或者，有一件天大的事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
这事，便是气节。
老舍先生有一段类似格言的话，写在抗战刚刚结束时，发表在一篇叫作《痴人》的短文里：
“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的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
这老舍式的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