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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主要目的在于焚烧除秦国以外的其它六国的典籍，还有藏之于民间的《诗》、《书》、《礼》、《乐》等诸子百家的文章。而‘坑儒’则是对洛阳那些言必子乎者也、话必《易》、《礼》、《春秋》的旧诸侯国儒生们进行的一次政治屠杀和思想清算。在宰相李斯的一手策划下，先是杀掉了四百六十名诋毁新政、厚古非今的学者，紧接着又在温泉山谷中种瓜诱杀七百名儒生。‘焚书坑儒’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始皇帝政治野心的恶性爆发；他用武力统一了天下，也幻想着用武力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这样的暴政无疑是自掘坟墓。在‘焚书坑儒’事件发生后不到五年的时间，秦国就灭亡了，不能说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关于这一点，唐人有诗讽之日：“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这件事，统一全国的文字，固然是一种进步，有利于文化交流；而要通过‘书同文’，达到一种带有愚民色彩的思想认识的统一，则是违背‘人性’的党同伐异、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一种专制。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愚蠢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悲剧却被历代统治者程度不同地上演着，徒增许多笑柄，结果是适得其反。事实上，文化专制主义，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的瑕疵，尊重历史并不是全盘照搬历史，把历史教训当作经验来肯定，这是一种愚昧和无知。从历史上看，惩治思想，是作为灵长类的人类的一种悲哀，也是最容易导致社会不安定的直接原因。反抗产生于压迫，没有压迫又何来反抗？这个最简单的物理学上的定理，也是一个深刻的社会结论。”
对着秦教授的侃侃而谈，杨波只是觉着他的高深。真要对这个历史事件下结论，杨波自觉无能为力。他只是想：如何评价历史，只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人们的结论往往就是自己的需要。只是，这种顾左右而言它的方式，不仅发明于古人，而且传承于后来，却也算得一种国粹吧。既是传统，又何必再对它指手划脚呢！更何况自己本来的意思也不在这里。有件事他一直未对教授讲，因为本案中出现的大型玉辟邪遭到了专家的否定。他们认为玉雕根本无大件，尤在秦汉以后更不会出现。专家论断的意义，对于本案至关重要，因为根据专家的推断，这些石雕玉作的年代最早不会早于清晚期，如此一来，整个案件的性质就会大大改变。他今天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比如说，秦汉时期究竟有无大型玉件。于是他又引导性地问秦教授：“这秦汉时期究竟有没有大件的玉雕？”
秦教授不知道杨波问话的含义，但他还是调整了一下思绪，说：“秦汉是玉器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也堪称玉器制作的巅峰期，怎么会没有大型玉雕呢！这个时期，玉器主要集中在皇室，他们制作古玉更是不惜工本的，因而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大件玉雕作品，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像……”
屋外，偶尔传来的犬吠鸡鸣声是那么清晰，院子里的老枣树在窗户上投下斑驳的树影。秦教授又呷了一口茶，给杨波讲起了秦汉玉器史，也讲到了他刚刚阅读过的西汉末年发生的那个故事。
辞别了秦教授，杨波在当天就把自己拟定的方案汇报了应天碧，而秦教授也向有关部门报告了他关于藏军洞的发现。
一周后，由省文物局抽调的十几名专家浩浩荡荡地开进宰相垴，住进了那个隐藏着许多秘密的山洞。
然而，令秦教授迷惑不解的是，当他们一行人来到石壁上那个山洞的时候，洞中早已是一片狼藉；那些珍贵的金银器皿、青铜器、玉器，还有那方砚台已然不翼而飞。所幸那些珍贵的宋版书册、石册、竹简却毫发无伤地堆在那里，尘封土埋，显得凄凉无比；由此可以推断，这群窃墓贼对这类真正具有研究价值的文物一窍不通，正是这些人的无知，使得这批罕见的文物得以保存下来，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难得一见的珍贵材料。
中国历史上自文字出现以来，首先遇到的就是需要表达文字的载体。先是结绳记事，虽然可以用来表达数字的信息，但局限性太大，显然不适合文字交流；接着又出现了石刻文字，也就是在世界各地出现的岩画，开始用形象化的图案言情达意。这些图案高度抽象的结果，就产生了文字。
文字的出现，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交流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当一种文字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时候，它巨大的社会作用便显现出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文字的出现，结束了人类的蒙昧，从而使。
之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也使人类远祖的信息得以保留下来。
在造纸术还未出现的时候，人类可以用来记载文字的除了石刻以外，还有龟甲兽骨以及石册竹简、帛书铜器，这已被我们从考古和发掘中大量地发现。然而，由于书写和记录工具的落后，人们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据说秦始皇每天看奏章一百二十斤，如此落后的条件，必然限制了文章的记录和传播。
秦代的焚书坑儒，对于历史典籍无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秦始皇在“书同文”的同时，虽然促进了各地区文化的交流，但却更多地把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投入了熊熊大火，中断了许多历史线索，使本来就稀有的古代文化典籍变成了凤毛麟角。以至于在司马迁编写《史记》这一史学巨著的时候，不得不靠跋山涉水的考证和传说来完成。
从今天的发现来看，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在文字尚不统一的条件下，一定是一件很繁荣、很庞杂的事，然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多是些只言片语的传闻和似是而非的推论。
当着这些专家们对着古洞中的遗物详加考证后，终于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个山洞里有上迄几万年前侏罗纪恐龙时代的遗存，埋藏着大量的古代生物化石，尤其是恐龙化石；其中有许多是闻所未闻的海洋生物物种，两栖类、脊椎类、贝藻类，应有尽有，这说明了在远古时代生物种类的繁杂多样。
由此也引发了专家们的进一步推想：生物进化论揭示的仅止是物种面对大自然的变化所引发的物种自身的变异规律，对于它的产生似乎没有太多的指导性。
通过对山壁上那个山洞中的遗物及池边遗骸的考察，结合对现场存放的许多罕见的图书石册的研究，可以初步断定这是唐、宋时期的遗物；其中较有价值的是十几部类似日记的册页，显然由那位神秘的死者记载而成；专家们没有来得及详细研究，只是按照常规，对这些物品进行保护性的处理，然后装入木箱密封起来。
而那堆木简、石册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文献，这批文字材料能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残酷屠戮之后，被如此大规模地保存下来，实在是一件万幸的事，对于揭开尘封土埋的中国上古历史之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随着考证的展开，更多的未能解释清楚的疑问也随之产生：这洞中的石册是谁存放在这里的？如此大量的、几乎囊括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诸般学说的书册、以及唐、宋两个不同时代的典籍集中在这里出现，又将告诉我们一个怎样的事实？
在张鹄的直接关注下，晋省边塞文化总公司的改制工作进展的很顺利。
几天来，经过几方面的协调和磋商，卢氏公司收购了晋省政府的全部股份，并将原有的资本金和前期运作资金做了整合，重新划定资本金，确定公司的最高决策层为董事会，董事长由李玉琴担任。
董事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李耀宗总经理的工作报告，并根据他的建议，聘任陶含之担任总经理。
最后一天，省委副书记张鹄，董事长李玉琴、前任经理李耀宗及新聘任的总经理陶含之，全部坐在公司大会议室的主席台上，对着公司的全体员工做起了各具特色的讲话。
在会议还未结束的时候，身疲力竭的李耀宗因为体力不支，倒在了主席台上，当即住进了晋省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这几天来的日夜劳顿，已经耗掉了李耀宗残余的精力。恰如灯烛熄灭前的跳跃，李耀宗最后的一点点努力，是在边塞文化总公司改制的报告上郑重其事的签字。
在李耀宗住院的那几天，他老态龙钟的妻子李楠带着儿子李如峰、儿媳刘萍和刚满周岁的孙子来到病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