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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鹄说：“唐诗宋词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按说没有高下之分。只是唐诗在创作形式上比较自由一些，多是率性直露的感情寄寓，联想生发，往往不着边际。而宋词因为格调字数的要求，创作上的难度比较大。但宋词委婉曲折，绮丽多变，惊鸿掠影，踏雪无痕。两相比较，唐诗有如北方大汉，粗率豪放，大气磅礴；而宋词却像江南女子，顾盼生辉，阿娜多姿。不过，我更喜欢唐诗的那种不假雕饰。唐诗和宋词从创作群体上讲，宋词南方的作者多，因此必然要把江南水乡的妩媚生动带入词中；而唐诗中北方人居多，高山大川、垂柳烽烟自然成了唐诗述写的主题。还有一点，唐代诗人中有许多就是我们晋省人呢！最著名的是王维、王昌龄、柳宗元、温庭筠等等。他们有许多人都到过固县，在那里留下不少诗作。”
李玉琴说：“看来张书记对固县还蛮有感情的。”
张鹄说：“这个一点不假。我从机关到基层，第一站就在固县。
在那里我有幸结识了一大批下层的老百姓，同他们同甘苦、共欢乐，改天换地、流血流汗，演绎了自己的前半生。可以这样说，没有固县的那段日子，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李玉琴说：“听人们讲，您在固县的官声很好，被老百姓称作青天大老爷。我想听听您对事业和人生的看法。”
张鹄看了李玉琴一眼，见她正全神贯注地把碧绿的茶水倒进自己面前的茶杯里，那双细长的眼睛眯起来，显得圣洁而又虔诚。
这时，他忽然想起县委办公室那位漂亮女孩临别时忧怨的眼神。
他不知道自己吸引她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然而，对着面前这位成熟的女性，他感到自己有许多许多的话要对她讲，对她说，因为，他需要同她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张鹄心里微微一震，赶忙把目光移开去，然后平静地说：“其实，在固县，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事。那天我离开固县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来送我，我感到自己做得并不够；那几年我只顾着全心全力地抓生产、搞经济，忽略了教育和文化建设。现在想起来成了我的一个缺憾。要不然，老百姓也不会把我同封建官吏等同起来看。其实，人生不需要什么豪言壮语，只需要做人的准则。这个准则指引你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应该这样做而决不能那样做。这个准则有传统习俗的影响，有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有善与恶的区别。”
李玉琴听到这里插嘴说：“中国历史上不是有人提出性善论、性恶论和人性善恶论，您作为一个党员，一个高官，倾向于哪一种呢？能给我讲讲您的真实看法吗？”
张鹄说：“这三种说法我比较赞成性善论。人之初只是一张白纸，当他来到这个世界后，首先接触的是父母的教育，一种耳濡目染的世俗的影响。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在孩子的心地里深深植根，开花结果，奠定他人生最基本的信念。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观点，并谆谆告诫世人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他强调教育的重要，并且身体力行，正是基于他’人之初，性本善‘和做人要宽厚仁爱的认识。“讲到这里，张鹄微微停顿一下，接着又说：”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说，每个人都有欲望、都有自然人的各种需求。比如说’食色‘是人之大欲，向往舒适安逸的生活，也是人们的所求；还有更进一步的，诸如显赫的地位，高高在上的权力等等，都对人构成了巨大的诱惑。在这些诱惑面前，个人的教养、道德水准、社会责任感，以及做人的良心，都会毫无保留地表现为他的行动。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以上所述的各个方面，都决定着一个人对这些诱惑的抵御能力。而这些素质的形成，既依赖于现实环境，更决定于他所接受的教育质量。也就是说，表现为一个人分辨是非的能力和自控能力。”
李玉琴调侃地说：“教育对于人的作用和影响是无可厚非的。
只是，面对中国的教育现状，你作为一个封疆大吏，难道就没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吗？”
张鹄苦笑着说：“我不是分管教育的，我只以我个人的名义谈点儿看法。教育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一种社会义务，比较历史上各个时期和当今不同体制的国家，所不同的只是这种教育责任由谁承担而已。在发达国家的教育，特别是前期教育，都是由国家来承担的。教育所表现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多的是文化伦理观念和做为官方正统思想的传播。而在我们国家，由于历史上形成了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生产形态，因而，教育的责任便由家庭来承担。孔子所说的‘养不教，父之过’，反映的就是这种社会现实。这样的教育结果，完全取决于教育者的个人意念和对社会的认识水平、人生态度。千百年来，承担主要教育责任的儒家所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主张，是一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因而从国家安定的角度讲，儒家思想并不培养叛逆，他以一种亲和的态度，一种程式化了的等级制的礼仪形式被统治阶级接受并大力提倡，这是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教育主流思想的一个根本原因。由于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引入了西方的一些观念和主张，特别是民主思想和科学思想的输入，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的教育观念，向专制制度和传统教育提出了严正挑战。这个时期兴起的各种各样的学校，取代了旧式的私塾制，把教育社会化。从而也使教育成为一种产业，进入社会生活，构成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框架。可以说，中国建国后的教育体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扩大、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说到这里，张鹄看了李玉琴一眼，见她正全神贯注地听着自己讲话，便用简捷的几句话结束了话题：“我们承认，现行的教育体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特别在教育的方式方法上，不太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但这毕竟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假以时日，一定能够克服和解决。”
李玉琴见他这样说，知道以张鹄的身份，不会对着自己谈什么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因此，她很优雅地做了个微笑的神情，说：“张书记，我不是要批评中国的现实，我只是关心中国今后的发展。
因为建设新中国的责任，迟早要落到下一辈人的肩上，这是不容怀疑的事。我今天要向你讲的，是我的一些人生主张和态度。我接受的虽然是西方教育，但我从母亲身上学会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宽容和温存，学会了作为一个女人，应该承担的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对于女人，中国人更多地讲的是相夫教子，而西方观念中强调的却是对个性的张扬和人生价值的表现。生活的实际，决定了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并没有太多不同。其实，相夫就是辅佐丈夫的事业；教子则是教育自己的后代。女人的这种社会作用是早就注定了的，也是难以改变的事实，并不会因为她在社会上担当什么样角色而有所改变。我认为，既然人生让我选择了女人，我就会勇敢担承。无论生活有什么改变，我首先会尽到做母亲和做妻子的责任。做一个中国人说的‘好媳妇’。”
李玉琴说这番话的意思，张鹄自然听得明白。他知道李玉琴看出了自己的担心，在向自己委婉表白，也在向自己传达着一种更深意义的信息。面对如此直露的表白，张鹄决定不再沉默。他的目光凝注在李玉琴脸上，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我认为做人最主要的是要有责任感。不论做领导、做丈夫，都要想到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样你才能很好地把握自己，不至于犯人生错误。您讲会做一个好媳妇，可知道这好媳妇的标准吗？”
李玉琴认真地说：“你这可难不倒我。虽然好媳妇没有具体标准，但我有我的理解。首先，好媳妇一定要对丈夫忠实，不能随便找情人，见异思迁。第二、好媳妇一定是贤内助，帮助丈夫完成自己的事业。入得庭堂，也下得厨房。第三，好媳妇要孝敬公婆，和睦邻里亲朋，不能张扬任性。第四，好媳妇还要懂得相夫教子，为丈夫的事业做好助手，教导好子女，让他们做一个能够齐家治国的有用人才。”
说到这里，李玉琴含羞地说：“这是我的看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