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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把邪恶的人提拔起来，放在正直的人上面，老百姓就会不服气。我们党的用人原则历来是德才兼备，这样才可能选出放心的干部。但是这种请求以任命张鹄担任省委副书记职务结束，省长一职始终未能确定下来。
有一次，在谈到张鹄的使用上，一名负责同志说：“你为什么老举荐张鹄呢？如果说张鹄在固县干得不错，现在已到了省级领导岗位，这不是对他的重用吗！而白凤鸣却在短时间内把落后的朔城市搞了上去，这种政绩为什么看不到呢？”
对这种似是而非的结论，梅刚实在不好说什么。朔城市的经济全是靠了边塞文化公司的发展而提升的，这个不争的事实，又怎能用几句话讲得清呢！
边塞文化公司从组建到发展，除开李耀宗的努力，张鹄作为旅游局局长倾注了许多心血，这一点却是被许多人忽略了的事实。
梅刚感到，龙城市的不平静，也许正是因为这次省级班子的换届而引发的；围绕这场权力之争，又进而深入到了更深的社会层面，这就是由于清查小金库和制止乱收费而引出的腐败问题。
正是省委、省政府的这个决定，打破了晋省原有的所谓宁静，触动了久已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使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发生动摇和濒于瓦解。
梅刚认为，这种由于利益关系引发的震荡是必然的，也是能够预见和理解的；只是他没有估计到，这场风波的核心人物，竟然牵涉到晋省的两位大员。
自从他提出让张鹄担任省长的动议，并由组织上任命张鹄担任副省长以来，这场风波便逐渐围绕着省长的位置而展开，到现在发展到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地步，实在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从目前的情况看，张鹄为人正派，工作努力，又极具开拓精神，是最年轻的省级干部，具有其他人无法与之抗衡的条件。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梅刚却得到了多方面的暗示，举荐白凤鸣担任省长职务。
对白凤鸣梅刚自有他的看法，这位政绩平平的人物却精于钻‘营。为人圆滑。特别在他担任龙城市市委书记兼副省长职务以来，他的多数时间都用在拉关系上。
有一次，白凤鸣给梅刚汇报工作，特别谈到了边塞文化发展总公司的事。说有人反映在改制过程中，张鹄上下其手，指使一些人把国家应有的收益转移给个人所有，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具体来讲，边塞文化公司属于国有企业，虽然在运营中有个人资本的加入，但不合理的是，国家只收回了投入的股金，而应当得到的收益却全数留在了公司，而改制的最终结果，只是把国营公司变作了股份公司；谁能说在这种改变中没有个人利益的参与呢！
白凤鸣讲：“张书记是我的老上级，我只是听到人们反映，希望张书记不要在这件事上犯错误。”同时，他既肯定又否定地讲了张鹄的许多好处，譬如说人缘好，重感情，但有时不注意原则；这次边塞文化公司的事，就是太注重同老省长的感情，放弃了起码的原则，给国家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白凤鸣的言外之意，梅刚当然听得出来，也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的本意。他在借这件事诋毁张鹄，同时也将了省政府的军。
最后白凤鸣说：“我这次的提升，全靠梅书记的帮忙，不管在现在还是将来，都会铭记不忘。至于省里的事，我一定竭尽全力协助您的工作，对您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执行。以后还望您好好栽培，我白凤鸣不会忘记您的关照。”
梅刚听他的这番话，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在软硬兼施，他一方面盯住了省长的位置，而另一方面又准备着给张鹄按上一个罪名，使张鹄抬不起头来，无法同他进行省长职务的角逐。
梅刚说：“我们党的用人原则历来是惟才是举，在这一点上组织上会有考虑的。至于你反映的事，是经过省政府会议讨论决定的，即使有责任，也应该由大家来承担。只是，这个会议你也是参加了的，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来，为什么现在要把过错全推到张鹄一个人身上呢？不错，边塞文化总公司的起步是由政府组织的，但政府只投入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儿资金，占不到运作资金的百分之五。说穿了，就是一些起步资金，这么一点儿资金如果参与分成能有多大的回报呢？我们收回了政府投人的资金，把股本转售给其它公司，是符合公司法规定的，也符合政府同企业脱钩的大原则，这样讲来，我们究竟错在哪里呢？张鹄是具体负责边塞文化公司改制工作的，如果他确有以权谋私的事，我们也决不会迁就他的。”
“不过，”梅刚含蓄而深沉地说：“孔子讲，‘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你认真研究过这句话的含义吗？”
见梅刚这样讲，白凤鸣讪讪地说：“我同张书记是有感情的，这样说是防止一些人在背后搞张省长的小动作，这样对他也不太好。
至于这种说法，是一些人的背后议论，他们又懂什么政策呢！我只是向您反映一些下面的议论和看法，并不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
梅刚见他这种样子，不禁从心底泛起一种厌恶的感觉。他想起宋人苏东坡的话来：“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对于这位巧言令色的人物，梅刚当然有自己的看法。
千百年来，人类正是在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了成败损益的许多规律和规则，提出了许多识人、用人的标准，其中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应是儒家思想。儒家提倡的是兼济天下的积极的政治主张和人生要有所作为的思想，把仁、义、礼、智、信作为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信条，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目标，由此而提出了‘德才兼备’的用人主张；应该说，这是儒学的一大贡献，也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凝聚和升华。
在今天的社会活动和社会性交往交际中，人们仍然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这种思想，用他来作为评价人们品质和行为的主要标准。而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德才兼备历来是最高的识人、用人准则，如果德才偏失的时候，人们更是本着重德轻才的原则，取其德而不取其才。
从更深入的角度讲，古人把善与恶引入对德的评价上，于是真善美和假丑恶以其社会功利目的作为一种对立的评判标准进入生活，使“德”有了更明确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人们讴歌真善美，抨击假丑恶，正是从人类共同利益这个最崇高的目的出发而表现的一种本能和意愿。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正是从人类的行为上、对“德”进行的具体规范。
梅刚不是社会学家，也无意于这种思想的深入思考；但他在潜意识中似乎领悟到：中华几千年文明史的结论，似乎与现代文明有着一种极为相似的共同，这可以从进步人类的共识中得到指示。
这时，他想起了爱因斯坦的名言：人类最重要的努力，是在我们的行为中追求道德。我们内心的安定，甚至我们自身的生存，都离不开道德。只有道德的行为，才能给生命美和尊严。
在这一点上，达尔文说得似乎更严肃一些：人区别于动物的惟一特性是道德感，而道德感作为良心的产物是进化过程的结果。
那么，那些未曾按照人类进化的法则而进步的那批“人”，为什么会在道德社会中出现呢？当着我们呼唤规则、呼唤公正公平的法律和秩序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更加大声疾呼道德的重归吗？
想到这里，梅刚拿起电话，拨通了省社科院的电话，他对着电话彼端的社科院院长讲：“我给你出一个题目：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继承和发扬的关系，副标题，论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也许这个题目大了些，但我想，这一定是一个很有价值、很有指导意义的课题，也一定能做出一篇很好的文章来。”
打完电话，梅刚突然感到，现在最最需要的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助手，而这个最佳的人选，恐怕非张鹄莫属。他决定，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到上面走动走动，对他们直言不讳地谈谈自己对晋省班子组建的一些看法。
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不应该放弃这种努力。
第十六章
附骨蛆虫 那堪挥拂便住手
落马枭雄 常从膜拜度余生
在省委决定对全省党政机关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