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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丽的这番话倒把韩导演弄懵了。他有点儿不清楚，这个女人到底是为了钱呢还是真的怕他再去接触别的女人？不过，他今天感到杨小丽有点儿不好对付，这个看上去很单纯的女孩子，绝不像她的外表那样清纯，她是一个阅历颇丰而又工于心计的女孩。
韩导演说：“你并没理解我的意思。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那么观念陈旧。我只能保证在一段时间内对你好，以后的事根据情况再说。不过，今天咱们初步商定，主角由你来演，报酬当然不能按名演员的来算，每演一集给你一万元，二十集给你二十万元。这个钱不是我的，谁来演给谁这个钱。刚才我只是试着说了说，反倒让你生了那么大的气。”
杨小丽这晚上没回宿舍，陪着韩导演过了整整一个晚上。这一晚的颠鸾倒凤，使杨小丽对韩导演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据韩导演自己讲，他的祖籍是晋南人，母亲原是地区文工团一位颇有名气的旦角，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演技也是一流的。他的父亲是剧团里一个拉二胡的，同母亲也算是师兄妹，青梅竹马地一起长大，在他们师父的主持下，两人缔结连理，并生了两个儿子。以后不久，父亲为了照顾年迈的双亲，回家做了教师。
那个时候，韩导演的继父正担任晋南地区的副专员，也是一位老干部。因为老爷子酷爱戏剧，经常听戏看戏的便爱上了他的母亲，也成了她的崇拜者，一来二去地便搭上了关系；以后，老爷子同农村的妻子离了婚，便把刚刚离异、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娶进家门。
母亲结婚的时候，把刚满周岁的他带回龙城，却把他的哥哥留给了做乡村教师的父亲。母亲和继父结婚不久，父亲便调回省工业厅当了副厅长，母亲则调回龙城市晋剧团，并生下了一个弟弟。
韩导演讲到这里，不无得意地说，他的同母异父的弟弟现在美国，是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资产有好几个亿，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公司。
杨小丽不无谄媚地说：“想不到你们兄弟几人在社会上都混得这么好，都能够名利兼收，出人头地。”
韩导演说：“这其实也没什么，当你真正拥有了这一切的时候，反倒觉着没什么了。人总是这个样子的，就像《围城》里说的，人大体如此，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总没有满足的时候。”
杨小丽说：“人生在世，谁也是为着‘名利’两个字奔波，不过，一些人成功了，他就成了社会的宠儿，成了大家瞩目的对象；一些人失败了，连生活都难以自给，一定被人们看不起来。这种反差太大，也就造成了人们对名利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向往。真正能够淡薄名利、与世无争的有几个人呢？就连躬耕南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也有为了生计奔波的困窘和生存的需要。这种所谓的‘清高’，不过是失意文人的孤芳自赏，顾影自怜。‘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才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呢！”
韩导演说：“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然对世事人情理解得这么透彻。想来，你一定经历过不少的人生磨难吧？”
杨小丽说：“也不瞒你，我的二哥二嫂，因为村里人哄抢古墓文物，被无辜牵连进去，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至今不明去向；老父亲也在被囚禁了一段时间后，弄得精神失常，到现在只要看到戴大沿帽的人就发抖。说穿了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介平民，才遭到这样的待遇。像我大哥现在虽然只是个城区税务局的副局长，却也有许多人去巴结呢！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嘛！”
听到这里，韩导演若有所思地问：“你二哥叫什么名字呢？”
杨小丽说：“叫杨文进。文化的文，进退的进。怎么，你听说过他还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韩导演连忙说：“没听说过，也没见过。只是我有个朋友在公安局，听他讲到过哄抢古墓的事，听他说起过案件中当事人被强奸，觉着很好奇，所以影响挺大的，没想到这事还牵连着你的家里人呢。”
杨小丽说：“这也算得上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其实，我哥嫂也算是进步青年呢。他们结婚时响应政府号召，破除大操大办婚事的陋习，新事新办，电视上还专门介绍了他们的事。后来又用节省的钱修水库，偏偏又遇着个古墓，结果被牵连；那个狼心狗肺的古云又乘机强奸了我嫂子，最后他们夫妻俩双双出走，至今没有音讯。你说这究竟应该怨谁呢？古云最后死了，这个社会渣滓罪有应得；可他造成的我哥嫂的悲惨结局又有谁去过问、谁去承相这个责任呢？如果一个社会只是一味地纵容当权者，不能保护‘弱者的话，又怎么能算得上公平呢？”
韩导演点点头，意味深长地说：“古今中外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在努力寻求治世良方，以实现真正的公平和公正，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可是又有谁能够彻底消灭这种人间悲剧呢？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必然导致各类事件的形形色色和千奇百怪；法律是政治制度的一种强制方式，只是对现行政治制度和由这种制度派生的社会秩序实施保护，必然带有一种利益色彩；这种法律制度在理论上也许是合理的、无懈可击的，但它不可能对人类的行为进行一无例外的调整。何况，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完善、不合理和对现世生活的不适应，都是经常出现的，也是造成社会悲剧的原因之一。
如果历史地看，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只具有时间上的合理性，只是程度不同地反映着一种现世的需要，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更不可能保护本来就矛盾着的各种不同社会群体。“
对韩导演这番深奥的富有哲理的话，杨小丽有点儿不理解，当她用两只漂亮的眼睛凝视着他的时候，就听韩导演继续讲道：“一个明智的人，不应该去对抗法律，违犯规则；而应当顺从它，在顺从这种规则的时候做些有益于自己的事。何况，社会在法律规范之外，尚有一种比法律更强大的存在，这就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比法律更可怕；因为它没有确定的规则，只有确定的群体利益，一旦触犯它，势必招来可怕的冲击和报复。那时候，法律也可能成为习惯的利刃，对着你挥舞起来。”
杨小丽有点儿不认同韩导演的观点，她说：“在哄抢文物案件中，我二哥二嫂是被无缘无故扯进去的，他们既没有同谁对抗，更没有违法乱纪，完全是人家强加的罪名呀。”
韩导演微微一笑，说：“你讲得一点不错。可是你没听清我讲得第二个原因吗？‘习惯’，可怕的‘习惯’，正是你们家悲剧的主要原因。古云为什么敢去强奸你二嫂，却要在公开场所表现得公正无私呢？原因之一，就是他这种人已经习惯了弱肉强食，就像老虎对着一只绵羊，它才不会大发慈悲呢！而习惯把古云变成了一只无恶不作、胆大妄为的老虎，却把你们变成了一只可以任人宰杀的羊啊！”
听到这里，杨小丽默然了。她想，生活告诉你一个真理，人生就要去奋斗，去争取、去打拼；即使你不愿意做一只残忍嗜血的老虎，去咆哮山岳、生食百兽，但起码也应该做一头雄健的大象，并不欺凌弱小，却能让那些凶残的野物望而生畏、退避三舍。想到这里，杨小丽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不过，她想到的并不是要作一头能够自卫的自由自在的大象，她虽然想着努力，却不愿意付出太多；她只想把自己变作一只让人豢养的美丽的金丝雀，在主人的恩宠和保护下，平平安安地生活，舒舒服服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韩导演选定的内景拍摄地就在杨家堡。杨家堡方圆有两公里，这里到处是断壁残垣，荒草野树，只间杂着三、五十户人家。当这群人踏着小径和荒草中走进堡中后，却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正在建设的庄园式建筑，虽然到处垃圾杂乱，却掩不去本来的豪华壮丽。
对这里，杨小丽并不陌生，她听人说过，这里曾经是一个年代久远的繁华古镇，在抗日战争中被野蛮的日军杀掠后放火纵烧，以后便成了一片荒弃的野地；前几年还被辟为声讨日军侵华罪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场。
听人说前几年来了个美籍华人，在这里投巨资进行改造，准备着把这里辟为一个旅游景点。如今，庄园的各项工程已然完毕，走进庄园内却是另一番景象。飞檐高挑，绿瓦参差；园内各个部分的绿化搞得很有档次，各种各样的红花绿树和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