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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三个夜与昼，周恩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如期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周扬就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陆定一、康生、周恩来、彭真递交上一份名为《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报告中除强调了排演以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重要性之外，还完整地分类注释说明了这个大歌舞的规模、内容、艺术表现形式以及组织领导工作的分工明细。周恩来接过报告，逐字逐句进行细致审看，仔细审阅和修改。
7月3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寓所里，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对大歌舞的问题做最后拍板。就周扬报告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召集中央宣传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文化部等方面负责人开会，一方面听取他们汇报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另一方面着手解决开展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难题。在听完汇报后，周恩来站起身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部大型歌舞的名字就定为《东方红》；我们要争取按计划在国庆15周年之际完成，但考虑到创作上的困难，万一10月1日赶不出来，也不要紧，等于对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在组织和排演过程中，大家要敢于创造……《东方红》这部大型歌舞我要亲自抓，有问题解决不了，你们直接找我。为了工作方便，由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文化部等方面的有关同志组成领导小组，作为具体抓创作、排练的‘总指挥部’”。
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3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周恩来欣然在修改后再次呈报的专题演出报告上，郑重地写下“同意”两字，并随手签下自己刚劲飞洒的名字，正式通过了周扬的报告，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随即，雷厉风行，周恩来亲自“点将”，起草和初步拟定了一个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小组名单。领导小组组长：周扬；副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组员：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组织指挥小组（后又称大歌舞“总指挥部”）主任：陈亚丁（时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副主任周巍峙（时任文化部代理副部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许平、李伟、时乐蒙、胡国光6人。“总指挥部”下设各分级机构，各司其责。
为了充分确保报告中的各条款均能得以贯彻落实，周恩来还事无巨细地审批了与有关同志当面谈定的下列原则内容：
（1）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上演，若届时还搞不好，或编排时有大缺点来不及改正，就推迟上演，用京剧现代戏代替；
（2）参演队伍主要以部队各文工团（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为主，政府所属文艺单位的地方演出团体为辅（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都参加），并与上海一部分编、导、演人员合作；
（3）领导小组13人和组织指挥6人名单附后；
（4）这一工作另行成立组织，不要影响文化部和各协会领导人员的整风；
（5）朗诵词和歌词在确定后，须送彭真、陈毅、定一、康生同志四人最后审定。
至此，大歌舞《东方红》的筹备、创作及排练准备工作，正式全面拉开帷幕……
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1964年10月，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诞生出一部影响国内外、尽人皆知、意义深远的经典文艺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东方红》通过音乐、舞蹈、歌曲、诗词、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高度概括地展现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是一部集新中国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等于一体的经典作品。它的出现，既是历史的一次凝练总结，也是文化艺术的一次辉煌检阅。整台演出由首都及全国3700多名部队和地方专业、业余的文艺工作者联合演出，演出阵容强大，制作严谨认真，音乐、舞蹈、歌曲及各种艺术门类的表现达到同时代最高的艺术境界，正式公开演出之后，立即造成空前巨大的轰动效应，引起群众的极大凡响。后来，在同一世纪的1995年，该剧被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授予“二十世纪华人音乐舞蹈经典”。
在举国上下欢庆建国15周年之时，首都北京的文艺舞台上所隆重推出的文艺盛典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首演，即刻受到当时前来中国参加国庆庆典和观礼的国际友人和广大观众的一致盛赞。可以这样说，《东方红》的创作成功，绝不是偶然得来的，周恩来早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公开说道：“《东方红》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并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由此而衍生的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从1964年7月中旬开始创意筹备，军队系统各抽调文工团即刻紧锣密鼓、加班加点地按照“一级战斗任务”进行突击赶排。
8月5日，周恩来审看初排场景后，提示和叮嘱大家，一定要将政治性和艺术性、形式和内容紧密地结合起来；
8月12日，该项节目的创作与排练活动全面展开，北京、上海各路人马齐集首都，解放军和政府部门各方面的艺术人才和业余文艺骨干也加盟其中，全体演员在最短时间内报到后，集中和分头开始夜以继日地紧张排练；
9月16日、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在1964年国庆前的第9次中央专门委员会工作会议，然后，就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东方红》的排练上。
从9月中旬至下旬，他曾经多次审查排演的节目和朗诵词，排除排练过程中存在和出现的新问题，还经常召集有关人员就各个情节和细节进行仔细研究，亲自斟酌，反复推敲，并将由他亲自审改后的方案和朗诵词，在交给周扬、周巍峙、陈亚丁等人手里时，郑重其事地说道：“《东方红》中要突出表现毛泽东思想，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在创作上要敢于打破框框，标新立异，要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不仅不能传播毛泽东思想，反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在创作中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9月25日，进行整体节目的全面审查；
10月2日，正式在人民大会堂首场公演。
3700多名文艺工作者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了总体筹划，文学创作、音乐创作、舞蹈编排、舞台美术设计、演员合演等一系列高难度、高强度的步骤，这一文艺作品创作成功的模式，堪称世界奇迹，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文艺创作一盘棋的成功范例。
然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产生、创作和获得的效果，并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形成的，正如周恩来所言，是结合了在1961年8月1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并首演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排演《东方红》这样的大歌舞，其难度主要来自于政治方面的压力。当时，文艺战线与全国各条战线一样，依然处在调整的主线和阶级斗争的副线相互交织之中。早在1963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主席就曾在一份《文艺情况汇报》上做了这样的批示：“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在中宣部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未定稿上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