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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灿烂的阳光下》
5。《明天的策划》
6。《捉宝》
严格说来，上面的小说排序原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即使能，也不过起点参考作用而已。做评论的读完小说后排出一个大体顺序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只代表此时的他自己。你真不必当回事。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六篇小说中，我自己对《行舟》更感兴趣。
（2003。4。8于北京）
王一川，四川人，1959年2月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目前主要研究文艺美学、文学理论、现代性与中国文艺问题。近年著有《语言乌托邦》、《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修辞论美学》、《中国形象诗学》、《张艺谋神话的终结》、《汉语形象美学引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和《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及若干论文。
６篇小说如是排序的理由
张 法
短篇小说排序：1。《行舟》 2。《钥匙》 3。《红色童谣》 4。《明天的策划》 5。《在灿烂的阳光下》 6。《捉宝》
本来，小说的好与不好，完全是由一种阅读感受决定的，虽然其中也包含着人类的共识成分，但更主要是一种个人感悟，为什么认为这篇比那篇好，很多时候是“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中”的，而一旦非得把这种个人的感受发表出来，作为一种公共展现，那就非得说出理由来。我作如是排序，理由有三：一种人类心态的呈现，这种呈现让人体会到一种深厚的存在意味或意义蕴含；二，艺术形式考量，包括叙事方式，修辞手段，语言运用；三，心态和叙事与文学史的关联，也就是考虑小说的创新成分的多少。
《行舟》排在第一，因为它写出了这样一种人的感受，人与自己应当是最亲密的人（妻子和儿子）的疏离，人与人生应当是最美的感情（初恋）的疏离，这种“应当”一直是在传统文学的想象中所述说着的。因此这一反“应当”呈现出了一种“现代主义”性质。但《行舟》呈现出的“疏离”又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而贴近于“当下中国”的特征。这就是小说中的“飘浮感”。《钥匙》排在第二，也在于它呈现出了一种“当下中国”的感受：一种亲情中的孤独感。这里传统的温情的家在中国当代日常生活转型中的变异以一种不知不觉的生活方式呈现出来，既无奈又哀凉。这两篇小说排在前面，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契诃夫韵味，我觉得用这种形式更容易让人于日常感受中体味到一种深度。
《明天的策划》也写了当下中国一种现象，就题材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在主人公童丽这个急于成名的年轻漂亮女性的内心和性格刻画上还不够丰富，“编”的意味重了一点，情节的进展也有点像是用逻辑推出来的，而不是从生活中感悟出来的。整个故事可以用公式转述出来，转述出来后还没有失掉根本的东西，这就与上面两篇小说的比较中显出了艺术上的高下。然而，小说抓住了一个很好的题材，也初步地呈示了这一题材所可能包蕴的深度，因此放在第四。
《红色童谣》放在第三，它包含两个故事，前一个故事《地道》较有新意，抓住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体验出了其中的人性和生活的意味，后一个故事《琴声》虽然也写活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的心理，也呈现出了一种生活的真情，但就一种情感状态来说较旧，是在文学史上不断出现的一种东西。因此，其心态之新不如《行舟》与《钥匙》，但其叙事写人状情胜于《明天的策划》，因此放在第三。
也许有人会把《在灿烂的阳光下》放到更前的位置，其故事具有奇异性，其意象具有象征性。确实也写出了荒诞时代的荒诞故事，但在批判“文革”的故事已经很多的情况下，真正的新似应在对被迫害者和迫害者双方人性的丰富和深厚上做文章。而此故事在把城生乡生两兄弟写得生动的同时，忽略了迫害他们的其他儿童的丰富性。因此，小说的技术虽然很圆熟，主要人物也写得生动，故事也不乏巧妙，但观念旧了一点。因此放在第五。
《捉宝》被放在最后，因为它太像一个在乡村的院落和城市的茶馆里讲述的聊斋志异。说书式的口吻，古久式的故事，探案式的悬念。虽然艺术技巧较为老道，但由于前面这三个原因，读起来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此就放到了最后。
张法，男，195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开始发表文学评论，著有《文艺与中国现代性》（2002）《互看的灵思》（2002）《中国美学史》（2000）《美学导论》（1999）《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1994）《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989）等专著。
小说的前沿
马相武
小说看多了，难免挑剔也多了。然而，这几篇小说仍然是各有可圈点之处。在我看来，本来嘛，完全是谁先谁后，其实也是很难说的。只不过倘若一定要排个次序，那也就将就列出了。这里还有个难言之隐情，其实所有的这几篇小说，都有明显的玉暇之处。有的时候，某一小说从小说艺术角度看起来完全是自成一体，自我完善。但是，假如我们发现它其实在小说观念上并不先进，或类似者我们早已熟悉，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打分就会小气一点。这里，已经涉及当前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艺术和审美方面存在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缺少原创精神。换个看问题的角度，作者中有许多人十分勤奋，却并不知道小说的前沿在哪里。这个问题，无论在知名还是不那么知名的作家那里，都是存在的。这个总体上的遗憾，恐怕倒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
怎样把白皮肤晒成黑皮肤，对于童年的兄弟二人成了关乎生存的难题。这个躲避石头袭击的过程，险象环生，伤感颇多。这是一次鲜活而哀怨的“文革”回忆。《在灿烂的阳光下》就是借第三人称还原童年记忆的一个故事。通过适应和一致来躲避或抗争“文革”的野蛮，同时不让其实无助的母亲知道和伤心责怪。纯真的孩子被嫉妒的集体所排斥，被疯狂的社会所抛弃，被愚昧的黑孩子所追打。它足以打动所有读者。可是，八十年代的反思小说里有不少和它类似的题材和主题。包括何立伟的《白色鸟》。对于作者来说，这篇小说，当然同《白色鸟》还是不一样的。它在主题和人物情节上要更加复杂些。但是它仍然面临难题，即如何超越这样的小说。从这个意义上，小说没有写完。或者有从新的立意上改写的余地。随便说吧，比如怎样淡化甚至完全抽空社会政治命题和话语，比如从“仇恨及其来源”的主题来深入，就有哲理的潜在空间可供展开。真正的白与黑的区别，可以从人文文化和城乡结构所代表的文明差异的含义上适当思考。这当然可能是另外一篇小说了。此外，我一直在想，这篇小说的结构是否还能变得险峻一点突兀一点呢？这说起来是结构技巧，实质上是是否能从核心故事本身跳出来的问题。不光是在主题上超越结构的问题，也是这个世纪初应该超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问题。
作为《红色童谣》，看起来不过是军队大院的“童话”。真正的内涵还是纠结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并且一直不能释怀的童年美好理想和感情的“情结”。它们都被“鞭笞”或“糟蹋”——在《地道》和《琴声》里。前者，十岁的淘气和顽皮，变成了坚强甚至坚贞，还有游击。后者，从朦胧萌生的童年暗恋发展到恶作剧，最后自责，终于以牺牲、补偿和替代的姿态走上艺术道路，并且终生追悔。两篇小说，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们沉入一代人的红色心理积淀的内层，还是有拨动心弦的微妙笔力的。在叙述那个童年经历的过程和显然突转的结尾之间有一定对立性的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行文的粗糙感和匆忙交代的情节进展。青年作家对于激情年代的红色灵魂的残缺，是有洞察的。但是，他还同时展示了理想和情操的力量在红色儿童身上的迸发。聚焦变成了咀嚼。激情的浪花的消退似乎更像是礁石的闪光。而有的时候，简单的几句交代，也增加了我们对于红色儿童成长后的具体想象。而这样的交代既是短篇的无奈，也是它本性的使然。小虎生死变换，小乐美丑相生。都有让人唏嘘的妙处。
《钥匙》本身是自足的。不过，倘若不注明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