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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因此总是挨整，被下放到农村的小学。为了解决我们兄妹五人的吃饭问题，他在一所中学的马路边上种了许多地瓜。就这样，我们兄妹几人看着地瓜长大，地瓜一长大我们兄妹就不挨饿了。
我小时的记忆特别动荡。我还记得父亲曾经排队去买了一些水果糖，大白兔奶油糖什么的。钉了个木盒子挂在我脖子上，让我出去卖糖。比如一毛钱三块买回来的，你可以一毛钱一块再卖出去。
有一次，是晚上，我卖糖卖累了，就在电线杆底下蹲着，突然来了个人抓了一把（糖）就跑，我就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哭……是这种印象构成了我小时候对饥饿的恐惧。到了60年代末，（对饥饿的恐惧）对我的刺激又上升了，那时候又赶上“文化大革命”，青岛又是武斗比较厉害的城市之一。正是这些成长的经历，使我对任何东西始终抱有一种怀疑和恐惧。
青岛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边远城市。以前在青岛经常能听到钢琴的声音，到处都是德国式的西洋建筑。后来到了北京，感觉北京像一个还没有完全建成的工地，房子的砖都露在外面，青岛很少有露着砖的建筑。但走到北京发现全是这样的建筑，走了多少公里还是一个样儿。这就是当时我来北京的第一印象。
来北京后，我首先接触的是“农民画会”的那些人。在座的有跟“农民画会”来往的人吗？没有。也正是在跟那些人的来往中我发现，我以前画的画都很幼稚。于是，就开始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后来又接触到了一个“四月影会”，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摄影组织，王志平等人组织的，是北京很早的摄影团体。大家都知道，以前的照片都是那种很正的照片，到了“四月影会”你就可以拍摄男女谈恋爱的情景了。关于这段历史在座的舒阳正要整理。也就是在跟这样一些人的来往中，我这才开始接触到所谓的“现代艺术”，开始在家里举行舞会跳舞，开始穿牛仔裤，开始抽烟、喝酒了。在这一时代背景中，经历这一过程，正是我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应该说我还没有完全成熟，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画画还是搞摄影？还是就这样活下去？真的没有什么出路。我就想，干脆就走吧，“化缘”吧。大约1983年到1984年底，我就离开了北京，然后就像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本书所写的，我开始了流浪的经历。
八十年代对我来讲，我的个人境遇完全跟这次流浪的经历有关。那么这次流浪我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许多可怕的经验。比如说，在一个狼群中，你必须也是一只狼；假如你说你是一只羊的话，那么你就会被吃掉。当我流浪到最后一两年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危险。因为我发现，如果长期扮演一只狼的话，披在我身上的“狼皮”会逐渐改变我的本性。当时我出走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想知道我自己是谁，我要找到一个自己的人生道路，我要找到将来跟这个社会发生关系的角度，或者说我要找到我的追求。可这些跟我的流浪过程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外面流浪是一点不浪漫的，你就像是一条野狗，很可能今天被饿死，明天被人打死。在我印象里最深的是当时我流浪到了陕西，那时陕西跟现在完全不同，包括延安的大车店，住店也要两块多钱一晚。那些小平房，带着烧热的土炕，炕上顶多可以排上五六个人，却卖出去九个十个的床位。于是，谁回去得早，谁就有机会躺下来，回来晚了，就只好在地上蹲着，等别人出去上厕所，你再趁机爬上土炕。幸好，我身体轻，有时我压在他们身上睡，谁要是醒了推我，我就滚到另一个人身上睡，就像炕上睡着两层人……当时我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这一路我什么都干，我在贵州画“行画”，也给人算命，当然都是骗人的，其实，我连自己的命都不知道在哪。有时候我也会拿出“记者证”来，去县里或者什么宣传部门之类的地方讨点路费。有时，他们会给我开一张介绍信什么的。于是，拿着这张介绍信我又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混。
用现在的话说，那会儿完全是“骗吃、骗喝”。我还帮人理过发，也倒卖过菜，还把去污粉包成小包拿去零卖。。。。。。反正能赚钱的活我全都干。后来，我去了珠穆朗玛峰，我爬到五千来米的高度就再也爬不动了。就这样我退了下来，退到了离珠峰不远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天，我突然读到一本杂志，是《中国青年》，里面有关于“女英雄”张海迪的故事。对于几个月没见过文字、没跟人说过话的我，读到这本杂志无疑有一种深深的触动。
那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失败了。原先，我本来以为可以“流浪”一辈子的，后来发现其实不可能，我其实无路可走，如果我再走也无非还是这个样子。我当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以后的“走”，很可能不会是单纯再用脚来走了，而是一颗心的“流浪”。于是，这种“流浪”的心态开始逐渐注定我的性格。
1997年9月份，应德国鲁尔大学的邀请，我到了德国。在德国我呆了将近两年，从那时起我开始了海外的漂流。去德国的时候也正是我最压抑的时候，虽然我们住的教职工宿舍的条件都比较好，但学校却很压抑。那个学校谈论文学的学生不多，中国人也很少。鲁尔大学据说还是全德国自杀率最高的一所学校。最后，连马汉莫教授也自杀了，不知是因为吸毒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是自杀的。马汉莫是个汉学家，这个人非常好，而且他懂七个国家的语言。
德国给我的就是这么一种印象。也许是我的德语不好的原因，我在德国所交的朋友都是会讲汉语的。总的感觉就是觉得德国人特别理性，比较死板，他们很难像我们这样随随便便，他们大都特别有礼貌，特别拘谨。我们的一些中国朋友有时候星期天在阳台上晒衣服、洗衣服，这对德国人来讲就是干扰，他们会马上打电话报警，因为按法律规定星期天是不准劳动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到下午4点，柏林所有商店都同时关门。商店4点钟关门，所有人都在街上，上百万人在一瞬间全都在马路上，人与人之间都不能动了，必须经过半个多小时，你缓缓地往那边走，我缓缓地往这边走，才能疏通。德国就是这样一个各方面非常严肃的国家。但是；尽管德国很压抑；但在前东德与西德之间的那些画廊区、艺术活动区，却是搞艺术最疯狂的一个地方。很多人住的就是一间玻璃房子，四处都是玻璃，你可以随便看各种生活，从来没有窗帘。德国给我的印象应当是一个“大学城”的印象，比较干净、比较漂亮，一条路走下来，你绝对见不到半点垃圾，你可以躺在公路上睡觉。前西德对东德，一开始是同情，统一以后，西德人需要纳税支持东德，开始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他们也都觉得东德人这么多年吃的苦太多了。可是慢慢的西德人产生了另一种心态：觉得东德人好吃懒做，他们在吃我们。就是这么一种矛盾，不知道现在这个矛盾化解了没有？
意识形态将前东德与西德分割成了两大阵营。两个群体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西德人自食其力的意识比较强；而东德人依赖于“铁饭碗”，比较懒惰，他们已经丧失了一些生存的能力。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端了一辈子的“铁饭碗”，可到了六七十岁时，制度一下子变了，“铁饭碗”没了，他们内心那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很自然，他们的孩子也会跟着失落。他们的孩子到了西德跟西德的孩子一比，自然就成了穷人，自然就成了下层社会的人。正是这种压力，使现在的这些孩子，进入到商业社会后，爆发的意识特别强。在西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德国对于我的个人境遇而言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到了1999年，进入世纪末，我就到了英国。英国的农村完全就是一个“农村博物馆”，既干净又漂亮，你能想象出那个画面，拍出来就是明信片，但是没有什么生命力，因为那些风景已经固定太多年了。伦敦还是一个大都会。伦敦的文化气氛很好，有一家画廊，每年都要专门搞一届很大规模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活动，相信在座的许多人可能都参加过。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先锋戏剧等等在他们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