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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后，目标已经变得清晰，建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就是我们要到达的彼岸。
如果构成农村社会的三大基本要素——农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都在严格的管制之中，必然会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和效率。农村社会要想过渡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制化的新体制，其必然的逻辑过程就是三步走：即放活农民―放活组织―放活乡镇政府（依法行政）。
第一步，放活农民。农村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实行了〃分田单干、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三个阶段的改革开放，完成了解放农民及其生产力的目标。3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我们摸到了〃石头〃，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一步还只迈出了一只脚，离实现放活农民的目标还少半步。我国农民还没有取得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同等的赋税权利、同等的公共财富占用权利、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同等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权利、同等的发展权利、同等的市场主体权利。只有给了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放活农民的目标才算完全实现，农民的生产力才能彻底解放。因此，30年的农村改革，在解放农民方面，仅仅只是走了大半步。
第二步，放活农民组织。随着农民劳动力的解放、劳动者的经营领域扩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农民必然要求享受和社会各个阶层同等的待遇，因为这是市场经济〃主体〃（农民）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单个农民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充分表达意志、争取平等权利，才能有效参与市场竞争，因此，放活农民组织是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求放活农村社团组织，如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使其民间化，同时鼓励发展新的民间组织，让民间各个阶层的利益主体组织化、合法化；另一方面要求向民间组织（包括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等）开放生存空间，主要是部门权力和垄断经营部门从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有所退出。
只有部门权力和垄断经营部门逐步退出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掌控，乡村民间组织才能逐步发育和发展。只有民间组织充分发育，小农户才能联合起来应对大资本的垄断，才能节约生产成本、消费成本和销售成本，才能获得更好的经营效率。只有民间组织充分发育，才能从组织上保障村民自治走上真正的民主自治轨道。村民自治在农村搞了十几年，收效不大，甚至走到了十字路口的原因，也就在于没有足够的民间组织资源。只有民间组织充分发育，每一个农民生活在一个和几个组织中间，农民才能够支付使用法律的成本，民主才有力量维护法律的公正，法律才能维护弱者的合法权利，弱势的人没有组织做后盾，法律就有成为强势者欺负弱势者的工具的危险。只有民间组织充分发育，民间社会的管理才能高效，管理成本才能降低。
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基础决定，只能建立一个以农民组织化为基础的农民自治的乡村上层建筑。今后若干年，放活农民组织是农村改革的关键。如果说前30年的成就是解放农民个人和家庭所创造的增长奇迹，我们期待今后若干年，通过激发〃农民组织〃的功能，再次创造发展的奇迹。
我甚至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落后的中西部农村的未来发展，只有靠合作社竞争发展、靠集体经济竞争发展等等，〃家庭〃只是合作社和集体经济等经济组织的一个〃细胞〃。扶持和推动农民组织之间的竞争发展是农村改革第二步的核心任务。
第三步，放活基层政府。当农民（民间）组织发育成熟后，农民（民间）组织化的力量会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力量，乡村社会管理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体制将随之改变，民主与法制将成为主要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建立民本的精简、高效、低耗的自治政府将成为必然要求。一方面基层自治政府对农民负责；另一方面，要求上级政府〃放活〃基层政府。县市政府和乡镇政府不再是〃老子〃和〃儿子〃的封建关系，而是法定的权义（宪政）关系。只有〃放活〃基层政府的改革落实了，实现了〃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农村改革才算真正完成。届时，农村将进入一个成熟的、秩序化的新阶段——民主和法制的发展阶段。
（五）改革无捷径
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希望有捷径可走，这种心理十分有害。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初期就下定决心〃摸着石头过河〃，可以从中看出前人对旧体制的彻底失望和坚定地朝〃彼岸〃前进的决心和智慧。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明确指出：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政治改革不同步，经济改革也会走回头路。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中西部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正是因为政治改革没有同步、走了回头路，所以才出现了〃三农〃问题的日趋严重化，〃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教训是深刻的！
三、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
农村有土地、矿产、森林、河流、市场……农民很勤劳、很智慧、很有创造力……农民为什么贫困？这是我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加入香港乐施会之后，我到了云南、贵州的大山深处，给了我太多的震撼，让我明白了很多过去不明白的农民贫困的原因，也加深了我对农民的理解和尊敬。云贵三年的扶贫之旅，我心中常常压抑着一句话，想使出全部的力气向国人呼喊：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
以下是我2004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一篇演讲，原题为《贫困的制度性因素》。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走动，发现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好像贫困与政府、制度、城市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不合理的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贵州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运出去的矿产价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等地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每年用以维修那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所损坏路面的资金，就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这些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么多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出去。我算了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开发了资源，投资者暴富了，当地的人民分享了什么呢？收益甚微，但受害不浅。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水库的水漏掉了……
第二个故事，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森林是国家的，砍伐〃国家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森林没有砍伐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建造了梯田。最近几年，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而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300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对农民贫困的原因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部分 9。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3）
（一）贫困的制度因素
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农民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第一，产权制度。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矿产资源属于国有，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