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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等一个星期吧……”
“这种各奔西东的蠢事可不能再干下去啦。”
“就结束了，朋友。不过七天的事嘛。”
二十七
在我们家里，向来是家庭传统取代了爱。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很强烈的感情流露。不过逢到家族的聚会我们总是有会必到，足证我们对家都是……一片忠心的。一年四大节：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这三个佳节自是不在话下，还有一个，则是那金秋时分的隆重节日，可以名之为“神圣的周末”。不说也猜得出来，这最后一个大节就是那十足的“哈米吉多顿”Ⅰ。《圣经》上的“哈米吉多顿”是天下善与恶两大势力的决战，是光明对黑暗的决战，我这里所说的则是一场球坛大赛：我们所拥戴的哈佛队跟耶鲁队之间的一场大决战。
Ⅰ“哈米吉多顿”是句希伯来话，典出《圣经·新约·启示录》16章16节。原意为世界末日善恶两种势力的大决战，后即被引申为大决战之意。
到了这一天可以大笑，也可以大哭。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到了这一天就可以大吼大叫，可以只管拿出野孩子的狂态来，而且还可以趁此痛饮一番。
不过我们家过起这个节日来却要稍稍文静些。有些校友在开赛之前早早赶到，就在停车场上放下车后的挡板作餐桌吃午饭，“红玛丽”Ⅰ你一杯我一杯的灌，而我们巴雷特家的人则不一样，我们对待哈佛的体育运动，采取的是一种比较稳重的态度。
Ⅰ一种混合酒，由伏特加或杜松子酒加番茄汁调制而成。
我小时候，只要军人体育场有球赛爸爸总要带我去看。他可不是“一年赶一次会”的那种人，我们看得简直就是一场不漏。他给我讲解得也细致。所以到我十岁那年，场上裁判的手势做得再希奇古怪，我也一眼就能看懂。而且，我还学会了喝彩应当怎么个喝法。爸爸从来不大声狂叫。哈佛打了好球，爸爸至多只会来一句“好样儿的！”
“这球精彩！”反正大不了就是诸如此类的一声赞叹，简直就像自言自语似的。有时候要是我们的绿茵斗士发挥不出水平，比如有一次我们就曾输了个五十五比零，碰到这种时候他也只是说一声：“遗憾！”
爸爸以前自己就是个运动员。他当年是哈佛的划船队选手（而且还参加过奥运会的单人双桨赛艇比赛）。他脖子里那条红黑条纹相间的荣誉领带，就表示他具有哈佛校队俱乐部的会籍。他因此也就有权利在橄榄球比赛时买到特等的座票。就坐在校长的右首。
年复一年，哈佛一耶鲁橄榄球大赛的那份光彩却始终没有减色，那份隆重也始终没有变。变了的是我的身份。由少而长，我如今也有了哈佛校队俱乐部的会籍（我是冰球队出身）。因此我也就自己有了坐五十码线处特座的资格。从理论上讲，我也就可以带上自己的儿子，教给他裁判员怎样的手势就是判“背后绊人犯规”了。
不过，除了我在大学里求学的时期，以及婚后的那几年以外，这场哈佛一耶鲁橄榄球大赛我总是跟爸爸一起去观看的。妈妈一辈子就是在这一件事上表现得很专横，她在多年以前就声明不再参加这项例行的重大活动了。“这一套我也看不懂，”她是这样对爸爸说的，“再说坐在那里我的脚冻得受不了。”
大赛在坎布里奇举行时，我们的晚饭就在波士顿的百年老店洛克一奥伯餐馆里吃。如果决战的地点在纽黑文，爸爸总喜欢上凯西饭店去吃一顿──这家馆子虽然没有那么古色古香，烧出来的菜倒是比较出色。今年我们就坐在这凯西饭店里，球赛已经看完，我们母校的代表队今天输了个7：0。比赛一点也不精彩，因此球事方面也没有多少可谈的。这就很可能要谈及体育以外的一些话题。我打定主意决不提起玛西。
“遗憾哪，”爸爸说道。
“那也大不了就是输了一场橄榄球，”我已经养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对爸爸的看法总要采取对立的态度。
“对方马西的传球今天还不算发挥出色呢，”爸爸说。
“哈佛防传球还是有两下的，”我说。
“是啊。你说的恐怕也有道理。”
我们点了龙虾。这个菜做起来是很花时间的，何况今天顾客又那么多。店堂里挤得满满当当，尽是些醉醺醺的耶鲁货。有如一群哇哇乱叫的叭喇狗，都在那里欢呼胜利，为他们在橄榄球场上的彪炳战功大唱赞歌。总之，只有我们的餐桌上算是还比较安静，对面说话还听得见──假如我们真有什么实在的话题可以谈谈的话。
“近况如何啊？’爸爸问。
“还跟以前差不多，”我回答说。（说实话，跟他谈话我是只有泼冷水的份儿。）
“你平时……也出去走走吗？”他是用足了脑筋在没话找话。我得承认他的用心是够苦的。
“偶尔出去走走，”我说。
“那就好，”他说。
今天我发觉爸爸这种不自在的样子又更甚于去年了。就是今年入夏以前跟我在纽约一起吃饭的那一次，他都没有这样不自在。
“奥利弗，”从他这个口气听得出来，他下面就要谈什么重大的问题了，“我可以谈些个人的事吗？”
他难道还有什么正经大事可谈？
“请只管说吧，”我说。
“我很想跟你谈谈今后的事。”
“我今后又怎么啦，爸爸？”我一听内心就警惕起来，全身上下的防御部队都奉命进入了阵地。
“不是谈你，奥利弗。是谈我们家今后的事。”
我脑子里蓦地掠过了一个念头：莫非是他得了什么病了？还是妈妈得了什么病了？碰到那种事情的话他们是会摆出这种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告诉我的。甚至还可能写封信来（我这是说的妈妈）。
“我已经六十五了，”他说。
“要到明年三月才满六十五哩，”我马上接口说。我故意这样说得连一个月都不差，目的在表明我对他可不是一点都不关心的。
“话虽如此，我还是得未雨绸缎，先作这样的打算吧。”打算什么？难道爸爸还等着拿社会保险金用？
“按照合伙契约的规定……”
他这话头一开，我就懒得再听下去了。因为就在十二个月前，也是这样一个场合，也是这样一个话题，我已经领教过他的一番长篇大论了。他要传递给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已经有数了。
今天唯一的不同，是我们这两个“角色”赛后的“舞台规定动作”跟上次不一样。去年，跟一班哈佛精英聊了一通以后，我们就去了波士顿，上我们吃惯的那家饭店。爸爸特意把车子就停在州府大街他的办公大楼旁边，这里是“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投资银行”的总部所在，我们家公开亮出自己姓氏的企业也唯有这一家。
我们下了车，再步行去那家饭店，正走着，爸爸向大楼上黑洞洞的窗口一指，说道：“瞧，到了晚上就怪安静的，是不？”
“你的专用办公室里一直是很安静的，”我答道。
“那可是个飓风眼哪，孩子。”
“只要你喜欢就好。”
“对，我喜欢，”他说。“我就是喜欢，奥利弗。”
他所喜欢的，自然不会是金钱。也不会是手里那耀眼的权力，地方发行债券，公用事业或者大公司发行股票，一发就是千千万万，在这方面他就有不小的权力。不，依我看，他所喜欢的是责任二字。如果责任二字也可以用到他身上的话，那我觉得激发爸爸那份劲头的就是这责任二字。无论对纱厂（没有纱厂就办不起银行），还是对银行，对银行奉为精神导师的神圣学府哈佛大学，他都不忘记自己的责任。对我们这个家自然也是如此。
“我已经六十四了，”整整一年以前，看过了上届的哈佛一耶鲁大赛，当天晚上在波士顿爸爸就曾这样说过。
“要到明年三月才满六十四哩，”我当时就这样说，我就是要他知道他的生日我是记得的。
“……按照合伙契约的规定，满了六十八岁我就得退下来了。”
两人好半晌没有说话。我们只是默默走在波士顿中心区安静的大街上，看这街道的气派确实不愧为一州首府的所在。
“我们真应该好好商量商量，奥利弗。”
“商量什么呀，爸爸？”
“谁来接替我当这主要负责人……”
“西摩先生不是很好吗，”我说。信笺上，招牌上，都写得明明白白：银行可毕竟还有两位合伙人哩。
“西摩他们家的股份只占百分之十二，”爸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