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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那个士兵不乐意地回答道：“脓疮。”
“疥疮。”格拉莎纠正说。
绷带松脱了，格拉莎——不是没有困难地——说服了这个士兵，让她把他头上的绷带重新包扎过。不用说，她包扎起来又快又敏捷，这个士兵不由得变得温和些了。
他们一同坐进了汽车，格拉莎没有感觉到是走了一段路程。她给她的旅伴讲述了许多医药知识，问起了他的家庭和故乡。当这个士兵讲到伤心的事情——他的兄弟去世或儿子患病——的时候，她就伤心地摇头、不住地叹息。当他讲到愉快的事情——目前在白还捕获了大量的鱼，或者他的儿子恢复了健康——的时候，她就微笑、快乐地点头，并且追问：“真的？！是那样吗？这很好！”
原来他是白海沿岸的北方人，说一口奇怪的沿海土语，引起了旅伴们的注意。
两天后，格拉莎在军部里得到了调往另一个师的医疗营去工作的介绍信。她立刻就动身上那儿去了。
很可惜，那个白海沿岸的人已经不跟她同路了，他循着他自己的前线道路不知往何处去了。格拉莎的新旅伴是一个年轻的中尉，脸上包扎着绷带。他时时用手按着脸，悲伤地低声咒骂。
格拉莎从自己的小箱子里拿出来一瓶酒精，浸湿了棉花，塞在中尉的病牙上。她甚至给他饮了少许酒精。同时她还说了些安慰的话。她说，她自己常常牙痛——这不是实话——世界上没有比牙痛更难受的事情。
中尉喝了一些酒精后，同车的士兵们的话匣子渐渐打开了。他们每个人都认为把自己的病痛告诉富于同情心的格拉莎，偶谈谈关于自己牙痛的会议，都是自己的义务。
“不过在生育的时候，疼痛更厉害，”格拉莎说，虽然她从来没有生育过，“当那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我们女人家的痛苦，既不能拒绝呵，又不能躲避它——生了孩子而后来又去埋葬他们。”
她自己的话使她很激动，她想起了她的维谢尔恰科夫，仿佛她生了他而现在又把他埋葬了似的。
在医疗营里，她被派到外科连当护理员。她到外科主任那儿去报到。
她很惊奇：外科主任原来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身材苗条，高个子，漂亮，脸色苍白而忧郁。穿在她身上的那件军大衣是这样的合身，以至不象一件军大衣，而象一件在城市里很时髦的大衣——只需要在领子上挂一件狐皮。“一个摩登女子！”格拉莎心里想。不过在外科主任的灰色大眼睛里有一种强有力的和严厉的眼神，就象格拉莎微微满意地察觉到的，或许这种眼神意味着这个女医生毕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她的名字叫做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柯尔切娃。
塔尼亚知道了新来的一个女护理员叫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柯罗特娃，她惊讶地凝视着格拉莎，接着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末了问：“从前您在那儿工作？”
格拉莎开始讲述，但是塔尼亚却望着她那深红色的小嘴和两只手。这双手小巧而丰满，样子是无可挑剔的，而最主要的是表现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厚道。
“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塔尼亚心里想。她想起了克拉西科夫所说的关于这个女人的话。那就是说：克拉西科夫想把那个营长从这样的一个女人手中“拯救”出来。
当然，外貌常常是靠不住的。
塔尼亚冷冷地说：“唔，您有丰富的经验，您可以开始工作啦。”
塔尼亚经常留心地注视着这个新来的女护理员。原来格拉莎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她常常整夜不睡，关心每个人，准备在任何工作上替代任何人，她搬起东西来可顶两个男子。
“我们的营里有时侯还要忙得多呢！”她常常带着自豪的样子说。
她毫无怨言地忍受了离别。或者这对于她都是一样的吧？或许大伙儿对她的爱——在医疗营里人人都爱她——能够代替维谢尔恰科夫的爱吧？
仅仅有一次塔尼亚在深夜里顺便走进帐篷去的时候，碰见格拉莎在哭。
塔尼亚问：“谁欺负您了？”
格拉莎站起来，擦去了眼泪，说：“不，没有人欺负我。不过女人有时侯需要尽情地哭，女人不哭就活不了。尤其是象我这样的人，要是我不尽情地哭，不知道会怎样……”
当她进行着这个独白的时候，她完全恢复了常态，甚至微微地笑了。塔尼亚的心揪紧了。她问：“您苦闷吗？”
“我很苦闷，”格拉莎回答道。
她把这个字里的“Ｏ”念得特别重（格拉莎是摩罗姆人，那儿都把字母‘Ｏ’重念的），听起来的确叫人苦闷。
她沉默了一会儿后，说：“现在谁不苦闷呀？虽然我的丈夫还活着……可是别人的……还有您的……有人告诉过我……您的丈夫已经牺牲了……”
这当儿，一向很沉着的塔尼亚想把她跟鲁缅采夫相遇和他的阵亡告诉格拉莎。可是格拉莎忽然着慌了，红着脸，说：“请原谅，如果我的话不适当，……我要走了。”
塔尼亚明白这个暗示，她受了很深的刺激，皱着眉头，默然不语，可是格拉莎觉得十分羞愧，结结巴巴地说了些道歉的话，就出去了。
塔尼亚伤心地摇了摇头，她心里想，说句实话，这个善良的胖女人多么幸福啊：她和她的丈夫真心相爱。她跟丈夫的分离很快就会跟战争一同结束了。
第十一章
毕楚庚心不在焉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很愉快，司务长戈杜诺夫看出了这一点，问：“你高兴什么，毕楚庚？”
毕楚庚微微吃惊地回答道：
“我没有什么高兴，我不过……”
他竭力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可是微笑却从他那稀少的微黄的唇髭下面，从他那薄嘴唇的、狡猾的、充满着马合烟草气味的口里出来了。
“我干么这样毫无意义地走来走去？”他心里想。接着他明白了，他要找菲克托尔·安德列依奇。近来毕楚庚有这么一个坚持的要求——把任何事情都告诉斯里温科，然后不相信地笑着，听听斯里温科会说些什么。
他终于把他找到了。
这是在已近黄昏的时候。斯里温科刚刚从团政治科回来，他被召去参加讨论即将来临的战斗的党组长会议。他带来了大批小册子、报纸和空白战报。在归途中他遇到了一大群快乐地回家去的俄国人。
虽然在这一群人里面没有他的女儿，可是斯里温科觉得很幸福。嘴吻痛了，手了握酸了。其中有两个来自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的矿工居住区的姑娘。现在，在解放以后，她们只有一个愿望：参军。这两个高高的、体格匀称的姑娘使他想起了加林的女朋友，她们常常到她那儿去做习题和朗诵诗。
斯里温科回到连队后，向司务长作了报告，就走进屋子里去爱。毕楚庚在楼梯上碰到了他。因为这两个士兵都喜气洋洋，而且每个人都有话想说，他们就在窗边坐下来，最先开口的是斯里温科，因为毕楚庚决定把他的消息留到最后说：他认为这些消息更重要。
但是斯里温科所讲的关于解放了的俄罗斯人的事情使他很激动。
“呵，今后的工作可多着呢！”斯里温科说，一边若有所思地捻着唇髭。“在我们那儿有许许多多给破坏了的城市，给烧光了的村子。必须赶快地建设起来，供给人们衣服和鞋子……”
“唔，对啊……”毕楚庚慢吞吞地说，“人民受尽了折磨，吃尽了苦头。好，不要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用小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膛，把他的背囊放在斯里温科面前：“你瞧！”
“又是小牛皮？”
“哦，不！我已经把他们扔了，”毕楚庚得意洋洋地说。
“哦？”斯里温科奇怪起来，“你真的扔掉啦？”
毕楚庚解开背囊，里面放着几只白色小盒子，盒子里放着些类似铅笔芯的柱形小石头。
“打火石。”斯里温科疑惑地说。
毕楚庚爱惜地把小石头在手掌上扔来扔去，说道
“瞧，还没有全部数过哩。放在我画上了十字的那些盒子里的，我都数过了。但是放在这些盒子里的还没有数过。”毕楚庚抬起眼睛看见了斯里温科严肃的脸色，他突然急躁而大声地说：“你干么看着我？你可知道给德国人占领过后我们那儿的村子的情形吗？没有火柴！人们只有用‘卡秋莎’点火。听我说！要五个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