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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汽车在斯里温科旁边停下来了。加林少校从车上跳下来，他问：“您能够告诉我团部的去向吗？”
他认出了斯里温科，于是通知他说，政治部不久要召开连队党组长会议，他请斯里温科准备做一个关于他的连队的党的工作的报告。看见地上有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躺着，加林沉默了，接着他怜悯地打量着毕楚庚的脸，问：“怎么，是朋友吗？”
“不完全是朋友，”斯里温科说，“我们在同一连队里一起作战。我很同情他，他想过美好的生活，但并不清楚地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标。他身上有许多旧东西。也许他自己也因此而感到痛苦。他是一个顽固分子！”
加林走了，而斯里温科仍旧站着。
“必须把他埋了，”斯里温科想。
他找自己的连队去了，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了它：整个城市充满了士兵、大炮和汽车——我们的和俘获来的。终于有一个相熟的营部的通讯兵告诉了他连队的驻扎地。在河畔的渔夫棚屋里。这儿乱散着很大的鱼网，一切都散发出鱼腥味。
一片漆黑的天空笼罩在奥德河黑黑的水面上、被毁的桥上和码头朦胧的轮廓上，它给偶然出现的炮火闪光所照亮。
人们都很疲倦了，可是还没有人睡觉。夜间进攻的兴奋情绪还没有平息，连队损失了三个人。毕楚庚阵亡的消息使大家很悲痛，虽然许多人由于他性格狡猾而不大喜欢他。
“他喜欢骑在别人的背上上天堂，个人主义者！”谢米格拉夫说。
司务长说：“干么现在想人家的坏处！”
果戈别里节说：“他是个滑稽的家伙，啊，多么滑稽呀！……没有他就觉得寂寞。”
斯里温科以强大的意志力使自己站起来。
“我去，”他说，“打听一下，他被埋葬在什么地方。应该写信通知他的家属。”
天空充满了闪光，弄不清楚这是闪电，还是炮火的闪光。
斯里温科恰好及时赶到，师埋葬队的运输马车正在收拾尸体。
埋葬队队长，一个蓄着胡子的四十五岁的少尉，提着一盏灯走着，在找寻尸体。
他的士兵们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行动迟钝的非战斗员，带着令人羡慕的悠闲态度，干着他们的工作。他们有时侯抽起烟来，那粗大的马合烟卷的火光，刹那间照亮了蓄着唇髭或大胡子的、没有笑容却也不时愁眉不展的脸孔。
其中两个人终于走到了毕楚庚面前。
“什么，是你的同乡？”其中一个问斯里温科。
“是呀，”斯里温科回答。
“哪儿人？”
斯里温科不高兴地说：“他是加路格人，我是顿巴斯人。”
“那怎么算是同乡！”那一个人说。
“在异国我们都是同乡，”第二个人严肃地说。
带着三角胡子的少尉发出了上路的口令。于是运输马车就在公路上慢慢地移动了。埋葬队的士兵们的黑影在运输马车旁边移动着。
“挺有趣，”不知是谁的声音说，“是那一次在车站上一个少尉的事情。我走到他跟前，抓住了他的腿——让他搭在我的肩膀上。是个面目俊秀的少尉，年纪很轻。可是他却说：‘是你吗？妈妈？’原来是活的。他说，他第一次参加真正的战斗，后来他回到自己的部队去了。他是师部里的一个通讯兵——可是在路上，这个可怜的人，一坐下来休息，就睡得象死人一样。他睡了七个钟头，没有醒过，或许人们在到处找他，而他却在睡觉。我们差点儿把他活活地埋掉了……”
“梦见了他的妈妈，”另一个人声音嘶哑地说。“不错，还是个小孩子呢，虽然已经是少尉了！”
“如今我们的人死了多少啊，”第三个人说。“一场激烈的战争。”
“可是毕竟奇怪，”刚才那第一个人说，“毕竟到了德国土地上了，嗯？”
“对呀，”另一个声音同意了。“是抛弃我们这个讨厌的职业的时候啦。”
“这是士兵的工作。”一个冷漠的声音说。
天亮了。在一座小丘上出现了些默不作声的身影。这里也是被制定为师的墓地。在地图上这个地段称做四十九·二高地，在阿尔特达姆东南三公里。这儿躺着先遣运来的阵亡士兵们的尸体，有一堆步枪和自动枪，还有一堆堆得象小山一般高的绘着红星的木牌。小丘坐落在一条大路旁边。那条道路通到兰芝堡、波兹南、华沙、布列斯特、明斯克和莫斯科。还有一条道路通到加路格，这个放荡的小兵季莫费依·特罗菲莫维奇·毕楚庚从那里来到了这儿，从此不再归去了。
斯里温科默默地看着他们埋葬了毕楚庚。他有一种没有把一件事情说完的苦闷，这件事他应该向毕楚庚证明，可是已经不可能了。
第二十章
在占领阿尔特达姆后，克拉西科夫去找塔尼亚了。在他的图囊里放着一封写给他的妻子的信，他打算把这封信，如果需要的话，亲手交给塔尼亚。必须说，他充分相信，塔尼亚，而且任何别的女人，读了这样的一封信后，对什么都会同意的。
克拉西科夫的情绪很好。阿尔特达姆的战役胜利地结束了。人们谈论着，说现在全军将向柏林移动。夜攻使克拉西科夫情绪激昂兴奋，他甚至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的部队突入阿尔特达姆南郊多半是靠他亲自参加。
医疗营所在的村子里只有两所房子是完好的。帐篷也还没来得及完全搭起来：只有外科帐篷里在工作。伤员们都在街上躺着或坐着——有的在担架上，有的就席地而坐。重伤的人们都安顿在完好的屋子里。
克拉西科夫跟士兵们谈了一会。他跟士兵们谈话是用一种某些长官所通用的语言。这一种语言的词汇和意义都是很贫乏的，代替它们的是一种亲切和保护人的语调：
“哦，小伙子们，怎么样？”
“哦，弟兄们，怎么啦？”
“哦，朋友们，近况怎样？”
顺便说一句，这种语调和这些语句是士兵们极端厌恶的。但是俄罗斯士兵所固有的那种对头衔的尊敬，迫使伤员们迎合克拉西科夫的语调，他们用同样的语气，然而微带怒意地回答说：“没有什么，上校同志……”
“坦克部队里都好！”
医生们都走过来了，克拉西科夫跟他们讲到了经过的战斗，以及占领阿尔特达姆和肃清威胁右翼的德军的意义。
“阿尔特达姆，”克拉西科夫说，“抵抗地很激烈。我不得不亲自率领我们的一个团去进攻。”他沉默了一会后，突然问：“柯尔切娃在哪里？”
“在外科帐篷里，她在给伤员们施手术。”
“她马上就会有空吗？”
“很快就会有空的。”
“我等一会儿。”
上校到村子里散步去了。在远处有一座小林和一口湖。连绵不断的辎重队的行列在大路上行进。一群解放了的外国人跟它们并排走着。我军在波罗的海沿岸所解放的几个法国战俘，并在一辆套着几匹壮马的地主的高高的运输马车上向南行驶。一面三色旗在马车上飘扬。
行走着的人有的戴贝雷帽，有的戴平顶军帽，有的戴呢帽，有的戴布便帽。克拉西科夫向他们挥挥手，就回村子去了。
这儿已经开始把伤员送往后方，救护车沿街排成一条长长的队列。抬着担架的卫生员们在各处奔忙。
克拉西科夫看见在他的汽车旁停着另一辆轿车。这是一辆俘获的“奥倍尔·海军上将”牌的、簇新的、很漂亮的轿车，两个司机——克拉西科夫的和另一个——都在打量着汽车，并讨论着它的质量。
“谁来啦？”克拉西科夫问。
“伏罗别耶夫上校。”
“来做什么？”
司机惶惑了，说：“来找柯尔切娃。”
克拉西科夫甚至睁圆了眼睛。可是一切马上都得到了解释。一个身材魁梧的、愉快的、微笑的伏罗别耶夫和塔尼亚从外科帐篷里走出来了。师长的左手包扎着雪白的纱布，边防军的绿色军帽雄纠纠地歪戴在后脑上。
“受了伤？”克拉西科夫问。
“是，轻伤。”伏罗别耶夫答道。
他那狡猾的嘻笑着的灰色小眼睛微微嘲笑地望着克拉西科夫。或者可能是克拉西科夫这样想吧。
“您在什么时候受了伤？”克拉西科夫问。
“很久啦。”
“我们为什么不知道？”
伏罗别耶夫微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