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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听见他们中的一个人叫服务生过去，只听见服务生客气但大声地回答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汤匙，更没有筷子！”我为那个农村男孩焦急，更为那个服务生的呆板与不善解人意而生气，难道他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们正为找不到吸管而尴尬不已吗？
这时，朋友阿伦突然站起，朗声地对我说：“罗西，我吸管掉在地上了，我再去拿一根……”从他诡秘的微笑中，我领会了他的意思：他想不露痕迹地告诉那两个质朴又爱面子的乡下男孩，吸管在哪里，该如何取。
当阿伦夸张地取下一根吸管时，那两个男孩中的一个也跟着冲上去拿了两根吸管，好像担心慢了一步，那“机关”就会失灵似的。
杯里的可乐已慢慢被吸尽。我看着阿伦满足的脸，心存感激。他做了一件好事，很小很小，甚至微不足道，但他做得恰如其分，受益人也不会因此而有些难堪或不安。是的，做好事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了，但如何做好事，则显得尤为重要。善良如果与智慧结合一起，那才是尽善尽美。
二
一次出差去上海，在公共汽车上，一位刚上车的老太太四处寻找座位，一个年轻人看见了，马上装睡。老太太显然已看出了端倪，于是走上前去，轻轻地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然后笑盈盈地说：“小朋友，我应该在哪一站把你叫醒呢？”
那个年轻人就是我。
当时，实在太累了，我才那么“自私”。
老太太的话绵里藏针，十分幽默。
人与人的交往，彼此再陌生，只要有智慧的加入，对方就可能让你记住一辈子，因为在无形中，他已“送”给你一份宝贵的礼物——内疚。
三
在挪威，有一个名叫史文生的年轻人，生性孤僻、木讷，常常独来独往。他心想，如果嘴角常挂笑容必定能结交一些朋友。于是，他到整容外科医院，请医师给他动手术，在嘴角留下永远动人的微笑。
周围的人仍然不理会他。不同的是，人们这回把他当作白痴，因为他每时每刻总是皮笑肉不笑。
最美的笑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阳光，而阳光是无法制造的。
单单这一点，人类就不应该太自负，毕竟我们无法制造出一切。
四
歌中总是在唱“我要的不多”、“我是个需要很多爱的人”。
这个世界，处处充斥着“我”，也处处充斥着“加法”，即“我要”。
一辈子，我们可以要多少呢？
最后，又能享受多少呢？又能带走多少呢？
这是数据时代，人们似乎只记得“加法”，不断地追加，而不知道生命也需要一些“减法”。早上当你提着一袋东西回家时，请记住，晚上，你必须也提一袋垃圾往外扔。
台湾一位女作家的生活经验，你不妨参照一下——在决定拥有一样东西时，总是先问自己：如果以后不想要了，可以给谁？如果不小心失去了，会不会心疼？
人生减法，会让你减去不少疼！
要为你所坚持的东西而勇敢，这没错；要为你倾心的东西而谨慎，也没错。
《赶紧幸福》 我认识的打官司的“秋菊”
小吴是一个跛足女人，很小的时候，就没有母亲，后来远嫁他乡，并开了一间小小的食杂店，原以为会过上好日子，结果老实的丈夫又出现精神失常。
1998年3月24日中午，她发现放在婆家祖屋厅堂一侧的准备用于修房的木料不见了，便向旁边正在打桌球的一位原先就有矛盾的“宗亲”询问，结果招致一阵恶骂，之后是一顿毒打……再后来扩大为“群架”，她丈夫的头部被人用砖块砸破，满脸是血，下身也被一个女人用木棍捅，然后还要伸手去抓要害部位……小吴在混战中被吓呆了，情急之下，用牙去咬那女人的手……就这样，且战且退，势孤力单的小吴不是他们的对手，终于在场村民及一些四川民工看不下去了，出来解围，小吴才拖着受伤的丈夫回到家里。
之后是签订不平等协议，内容大致是：本是公用的祖屋厅堂小吴以后不可再占用，只有这样才可保平安。原以为忍让会结束这场噩梦，可是当天晚上8点，那“宗亲”撕毁协议，又纠集一些人手持凶器窜进小吴的店里又砸又抢又打人，时间持续长达两个小时，正在店里帮忙的小吴的弟弟倒在血泊里，刚刚从病榻上爬起来的丈夫又被人用铁锹砸得眼睛出血，一声惨叫也倒下去了……更可怕的是，各路口都有歹徒把守，不准群众报警！
这时，小吴从外面刚刚回来，面对如此惨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后来，巡警终于来了，歹徒逃离现场，丈夫被人送去医院，小吴一个人呆坐在门口，直至天亮。
晚报记者闻讯赶来，小吴天真地以为事件登报后，正义就会光临她苦难的家。
但是漫长羞辱艰辛的上访之路才刚刚开始，有关部门互相推诿，冷漠以对。更雪上加霜的是，丈夫精神病再度发作，既要疗伤，又要精神护理……小吴悲愤交加，终于支撑不住昏倒在医院里，经一夜抢救，醒了过来。
派出所希望小吴“和解”，不要追究什么刑事责任。小吴不肯答应，咨询律师后，被告知必须马上做法医鉴定，但有关执法人员叫她“滚开”。迫于无奈，小吴跪到市政府门口喊冤，有人叫她回去写份材料第二天送到政法委督查办，之后，督查办的一位好心人给她一张字条，叫她送到当地派出所要求尽快做笔录、法医鉴定和现场拍照等……
检验结果是，小吴弟弟轻伤，其夫为轻微伤偏重。可看着笔录，显然与自己叙述不太符，小吴要求更改，但那个干警发火了，小吴被吓住了，只好按上手印。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小吴天天奔波于镇派出所、区法院、市公安局……面对那些威严而冰冷的面孔，小吴很绝望，天上有红日呵，难道“那个人”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小吴一气之下，便学着古代小民的样子，背上“黄状”到市公安局门口，再次跪地喊冤！可是，仍然迟迟讨不到一个公正的说法。小吴精神恍惚地在各执法部门间晃来晃去，经常在半路被一些司机吼骂：“你不要命！”“挡在路中央寻死！”当时，小吴死的念头都有了，她曾想买包炸药要与嫌疑犯同归于尽。
无意中，走到市妇联和残联，他们热情地接待了她，并打报告给有关部门希望尽快结案，还捐助她1050元现金，但这种雪里送炭的人太少了！
很快到了八月中秋佳节，本是欢欢喜喜全家团圆的日子，而小吴却贫困交加，丈夫在精神病院，女儿不能回家。小吴万分憔悴，常常还要面对各种恫吓，但她只要有一口气就要继续上告。有一次，小吴质问：“你们作为一方的父母官，老百姓受了苦难，不来找你们找谁呢？”一位“负责人”是这么回答的：“你是老百姓，你的年龄比我大吗？你说你是百姓，那你有一百个姓吗？”如此荒唐的答复，令小吴哭笑不得。这是人话吗？
快要过年了，债台高筑的小吴天天还要面对讨债的人。小吴哭道：“人不死，债不烂，我会还清你们的钱！”因为丈夫还没完全清醒，她希望大家行行好不要刺激他。这是一个清冷凄惨的新年，女儿六岁了，她天真地对妈妈撒娇：“我想上幼儿园去唱歌！”可是没钱呵！小吴心都碎了。每次背着她跪在执法部门门口时，最易受惊的就是自己可怜的女儿。有一次一个门卫抓着小女孩要往地上扔，小吴吓得大哭起来，女儿也哭，还哀求：“不要抓妈妈！”
1999年，小吴又开始“上访”，其实，这是无奈之举，只要一提“上访”两个字，她就会莫名地感到心惊肉跳，她悲惨地说：“说真心话，我宁愿死，也不要上访！”所有的所谓“接待日”，小吴几乎都没有错过。多少次她含泪跪着，但是，有人居然很烦地这么叫嚷：“你一个穷鬼，不要再告了！”
后来的后来，有关人员终于被抓了，再后来，当事者也陆陆续续地赔了钱，但这已是2001年的事了，前后四年左右。这当中小吴常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给她一些“指点”。其实，我知道，走投无路的她，并不企望从我这里得到多少帮助，她很孤独，她只是想从我的声音里寻找一点点心理的援助，而我确实只能这样。我明白，凭我的个人力量，是无法排除她的困境的，她只是为了倾诉一下内心的苦痛与挣扎。
也许，曾经她以为我作为一名记者会给她一种道义上的帮助，但我并非神通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