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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写作；三是以“文革”为背景的作品《芙蓉国》等开始至今；是这样吗？
柯云路：这只是大致的一种分类。
我的人生爱好有三：哲学、科学、文学。创作始终围绕着这三个领域，但某一阶段或许会有所侧重。我的写作十分受益于这些爱好。写作文学时，可能会多一些哲学、历史的视角，而进行东方传统文化的写作时，又可能受益于文学表达的自由和方便。我不会刻意约束自己，今后在小说创作的同时，仍有可能进行所谓“边缘性”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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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读书：是什么力量促使您不断地写作？
柯云路：有话要讲。总有一种和世界和更多的人交流的愿望，沟通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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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读书：您想的都写出来了吗？如果还有话没说，有什么顾忌吗？
柯云路：想写的不可能都写出来，所以要接着写，另外，在这个世界上讲真话，除了要有勇气还要有技巧。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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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读书：您的写作速度很快，题材和内容却又千姿百态，您会不会同时进行几本书的写作呢？
柯云路：所谓写作速度快，只是因为几乎每天都坚持写作。作为一个作家，我的注意力是相当集中的。观察身边的人，任何一个写作者一天几千字的写作速度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难在写作中常常可能因写作以外的事分心。
我一般不同时进行几本书的写作。但一本书还没写完，下一本书的构思与准备就有所重叠的情况是有的。
三边缘化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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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读书：从作品上看，您各个时期的题材各不相似，但您并没有改变自己对社会对人的关注，而您却用“边缘化”来界定自己的作品，这如何理解呢？
柯云路：我不曾率先用“边缘化”来界定自己的作品，是一些媒体做出这样的界定，我只是觉得这种界定大多是符合实际的。
说我是“最会变脸的作家：，我是变又不变，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我肯定要写重大社会、重大人性、重大历史题材，不是说我装样子，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述热情。有些人津津乐道的东西，我没有兴趣。作家必须写自己有叙述热情的东西。如果没有叙述热情，两个人聊天都很尴尬，纯粹的应酬是很疲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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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读书：历史是无法回避的，我想读者也很想了解您那段的有争议关于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写作。您现在可有话要对读者说？
柯云路：我想说的是，东方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我现在仍在进行，至于何时出版这方面的著作，要看时机，另外，我认为东方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多程度具有后现代的意义。
我想，人类永远要面对和认识未知的领域，切莫因噎废食。人的所知是很有限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并不清楚的，是需要慢慢明白的，人不要拒绝明白。我觉得这个世界最不好的愚昧就叫拒绝明白。医生也说，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治疗。我不拒绝明白，我觉得好的艺术家就要有能力感觉到一些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作家艺术家要能非常安静地看待这个世界，世界不安静是正常的，但你要看清这个世界必须是安静的，在静极处世界的奥秘、生命的奥秘就会纷呈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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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读书：有一个说法，说您是中国大陆最受争议的作家，您怎样看自己以前的作品？
柯云路：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我对世界的特殊感受，我的感受是不是符合大家的口味不知道。但我想如果有一个宽松的条件允许我继续讲个人感受我还会讲，宽度有多大我就讲多宽。我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允许我们自由发言，我以为学术不探讨是会死掉的。就像一条河，宽度大一些就可以冲出新的河床来。当然有些浪花就牺牲了，但人类就是这么拓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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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读书：我觉得要客观地评价一段有争议的历史是需要足够的时间距离的。对于发生在身边的事件，普通人是很难于置身事外，客观地来评判。影响判断力的还有潮流的大势，它往往会对某些个别的事物产生连带的偏差，比如，扫黄的时候，也会将个别谈恋爱的当作嫖娼的抓起来，您认为呢？
柯云路：你说，要客观地评价一段有争议的历史是需要足够的时间距离的，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历史的发展是否定之否定，而科学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在否定的基础上作出的新发现。如地球是圆的这一最普通的事实，对于几百年前的人类而言无疑是不可思议的。
我以求知的心态对待未知，也以坦荡的心态对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争议。
还是那句话，我寄希望于时间。
书评：八十年代红与八十年代生
舒志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走红作家，有的已偃旗息鼓，有的还在努劲证明自己，柯云路就是后者。三年前，他通过一部《龙年档案》获称“最会变脸的作家”。今年，作家再一次“变脸”，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抛出了精心打造的新长篇《父亲嫌疑人》。
柯云路上一次变脸，不过是回归《新星》的老路数。
这次变脸则面目全非，很有点“险”了。
首先，《父亲嫌疑人》故事就很“险”。小说主人公“我”是个八十年代生的年轻诗人，他从小被称为“杂种”，他的出生是一个谜，文化大院里的众多权势人物都是他的“父亲嫌疑人”。而母亲与这些人物的关系更是一个谜。“我”想在众多父亲嫌疑人中去伪存真，却随着探秘层层深入不时窥探到父亲嫌疑人灵魂的丑陋。而“我”越是想否认与他们可能存在的血缘时，越是感到“我”与他们诸多相像。我曾策划出一个又一个行为艺术报复他们，但要命的是我与这些父亲嫌疑人的女儿们关系越搞越复杂。我出身低微，征服这些女孩无疑是战胜父亲嫌疑人的一大动力。然而，我又时时受到“人伦极限”制约，因为与生身父亲的女儿是不能恋爱的。
其次，小说寓意在传统观念背景中也有些“险”，这就是作者在“后记”中坦言的俄狄普斯“弑父情结”。
据作者披露，是一次看电视节目引发了他这次写作。那次节目中，几位学者和年轻人围绕一个话题展开了颇为对立的讨论。年轻人表现叛逆，学者则在宽和表象下难掩对年轻人的轻蔑。两代人的明争暗斗让作者想到俄狄普斯情结。这自古以来是人类冲突的原动力之一，也演绎了许多惨烈或悲壮的文学故事。作者此前曾写过一部小说《青春狂》，讲的是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学生，在“文革”中用石头将他们视若父亲般的男性老师以“流氓罪”砸死，弑父的情结以集体的“革命”行动表现出来。
而现在，有关弑父情结使作者写了另一部叛逆的故事。
用作者的话说：在各个领域，年轻人都在用他们的新声音“屠杀”年老的一代。这种“屠杀”温和了表现为革新，激烈了表现为取而代之。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主题通过“父亲嫌疑人”这样的故事来表现，可以说颇奇谲。
还可以称之为“险”的是小说的文体试验。
作者抛弃了他轻车熟路的叙述习惯，“潜入”一个年轻诗人的灵魂，用他的眼睛观察和叙述，从心理层面入微刻画了一个男孩在其成长过程中与众多父辈既卑微又高傲、既渴望承认又处处叛逆的复杂感受：“月亮像邮票贴在天空右上角，我是月亮。”“阳光像蝗虫满天射下来，你们别着慌。”“鸟在天空乱涂乱画乱点鼠标，这不算不正常。”“男孩的小鸡巴露出裤衩，小心大人剪刀。”这是“我”的一首歌谣，柯云路这部小说通篇都是用这样的语言写就。这多少会让我们对那个“老熟”的柯云路刮目相看。
一个八十年代走红的作家写了一个八十年代生的“文学新星”，这样，一个多少有点“险”的话题就出现了：八十年代生的年轻人是否时时感受到父辈传统的压制？他们是否对此充满了敌视与叛逆？小说中的“我”所表现出的恶毒情绪，到底包含多少社会学与文学的真理？“我”痛恨着那些父亲嫌疑人，希望与他们决裂，但又无法隔断与他们千丝万缕的脉连，这是否道出了八十年代生人叛逆传统又生于传统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