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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套在车里，手已经冻得跟一块生熏肉差不多颜色了。
“小女孩担心她爸爸‘有可能怎么怎么’或‘已经怎么怎么’。她给汉娜的感觉就是无论这‘怎么怎么’究竟是什么，她都很反感。孩子觉得她得为这事或别的事做点什么。”
“‘有可能怎么怎么’？这是小女孩的原话吗？”
“我记得是这样，当时的咨询不是很正式——我
没有刻意去记住什么。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那么多事。”
“‘别的事’是什么意思？”
黛安娜耸了耸肩。“我当初应该问一下的。但我没问。她和朋友之间也有点问题，跟一个男孩也有过些摩擦。”
“男朋友？”
“我猜是的。”
“你当时觉得这是常见的青少年问题吗？”
“当时我是这么觉得。”
“她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汉娜也不清楚。”
“她是突然来的？”
“就是这事。我也这么问过汉娜，她觉得小女孩好像有什么急事，但她不肯承认。”
“秘密？”
“不知道。”
“假期？”
“汉娜没强调那个部分。不过我想有这可能。”
“警察应该要了解这些情况，”我说，“博尔德最近两宗最大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汉娜的死以及马洛里的失踪。黛安娜说了。“案子。你要说的词是‘案子’，‘重案’也行。”
“不管了。两件事之间潜在的联系——重大联系，警方会想知道的。但现在除了你，没人知道。”我说。
“还有你，”她提醒我。
“主要是你。如果你不告诉警方的话，那就太可惜了。”
她向前跳了一步。为什么？谁知道？“我打赌那个笨蛋斯洛克姆想知道。如果他知道我有情况不告诉他，他可能又会把我铐起来，让我蹲监狱。”
我觉得不仅斯洛克姆侦探想知道，黛安娜·索耶②③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凯蒂·库里克②、杰拉尔都·里韦拉，还有奥普拉③也都一样，更别提《询问报》、《太阳报》、《星报》等报纸了。
当然还有比尔·米勒。
我觉得黛安娜仍对贾里斯·斯洛克姆侦探怀有敌意，这是她继续哀悼汉娜的方式之一，虽然可以理解，然而那时把这个事实告诉她肯定不妥。跟她相处了那么多年，我学会了对她察言观色。
“拉乌尔要我起诉斯洛克姆。我跟你说过吗？”
“为什么？”
“他不管。他管他叫‘那个小法西斯’。‘我们起诉那个小法西斯吧，宝贝，’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他有时真像个典型的美国人，虽然我这么说，他听到会不高兴。”
我说：“拉乌尔太闲了。他应该开家新公司，或者找些别的什么做做。”黛安娜的丈夫是个著名企业家，他不是在别人刚起步的技术公司里帮忙，就是在忙着筹备资金设备，成立一家自己的新公司。
当我们从第十五大街走回商业大街的人字形砖砌人行道时，黛安娜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该怎么办？”
“汉娜留下了什么纸条吗？”
“她在遗嘱里说如果她有什么不测的话，要我帮她处理关闭诊所的具体事务。但我没找到任何有关那次诊疗的字条。什么都没有。”
很少有心理诊疗师足够有远见，会在遗嘱里立下关于死亡的条款，但汉娜做到了。我说：“她知道保尔·温曼的事吧？”
“对，她知道。”保尔是黛安娜的朋友，是个心理学家。几年前，他在布雷肯里奇滑雪时撞在树上送了命。他的猝死让别人很难处理他手头的案子和病历，这件事让博尔德的心理诊疗师们暂时搁下手头的工作，开始考虑如果自己突然死了，手头的案子该怎么办。
“警方有她的工作安排吗？”我问。
“汉娜只写首字母，跟我们一样。他们得把她的工作安排和收费记录或是诊疗文件相对照，才能搞清楚她都看了些什么人。库兹正帮我应付警察，不让他们看到保密的资料。”
“汉娜的记录中还有别的什么重要的吗？”
“没有。帮她关闭诊所，剩下的只要按程序办就行了。我去看过她的几个病人，收了诊疗费，回答了一些有关汉娜的死的问题。我决定接手几个案子。哦，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打算去看一下汉娜出事当天也在场的那个女病人？”
“那个发型很怪的女人？”那位“奇多”女士。“你要帮她做诊疗？”
“对，她问题很多。想到这点，我为她做诊疗应该不会太让你吃惊吧。她变得有点像南希·德鲁南希·德鲁侦探丛书的女主人公。，一个劲地想自己的心理诊疗师究竟怎么了。”
“发生这事后，你去看她不觉得有点怪吗？”
“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吧。”
我无法确定。心理学家是不能为之前已有关系的人做诊疗的。比方说，我不能为格雷斯的学前家庭教师做诊疗。但我不知道如果双方同时出现在某处可能是谋杀现场的地方是否算得上“之前有关系”。以前所有关于职业道德的讨论都没提到过这种情况。
我不想把黛安娜逼疯，所以我不再犹豫，我说，“没有，我觉得其他的没问题。”
“好，不管怎样，我已经把汉娜的其他几个病人介绍给了市里的心理诊疗师。你别难过，我没有无视你的才华——他们都只要女分析师，宝贝儿。但大部分病人都想暂时停止诊疗。最难办的是告诉那些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她死了，又是怎么死的。”
“想像得到，”我们又向前走了两步。“你会跟她谈谈吗？”
“跟谁？”
“马洛里。”
“什么意思？”
“有没有可能她会打电话来，而且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噢，我的天。”
“嗯？”
“有可能。我接到过两次很难应付的电话……一个女的……很年轻——我猜是个科罗拉多大学的学生——她要找‘格兰特’医生。我忘了自己当时有没有问她的名字。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她挂了，噢，天啊。”
“她是什么时候打来的？”我问。
“上星期，可能是星期一。天啊，我可能就是跟她在说话。”
“你还记得说了什么吗？”
“我当时心里很烦，”黛安娜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空洞。“我可能没处理好。汉娜的病人问我她是怎么死的，我……”
“透露她有可能是被谋杀的？”
“不仅仅是我，艾伦。每个人——那些报刊——不仅仅是我……”
我拍拍她。“没关系。”
“那孩子真的很难过。我本想提出跟她见个面，但她挂了。”
黛安娜在马洛里失踪前几天可能跟她谈过话，这意味着什么？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有可能马洛里搁下电话后就相信她的心理诊疗师被人谋杀了。
“另一次电话呢？你说你接到两次难对付的电话。”
“另一次是一个男人打来的。他想知道病历记录会怎么处理。我回答说会由我来保管，并向他保证我会绝对保密。他也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他问我如何才能拿到病历记录，我跟他讲了。他不要我帮他介绍别的分析师。他真是……急躁。”
我没有立刻回答。黛安娜接着说：“提到病历，汉娜的律师——那个帮她立遗嘱的人——在
圣诞节前几天曾打电话给我，问汉娜有没有留下记录好准备账单。”
“给她病人的账单？”
“对。”
“真无礼。那个律师是谁？”
“他叫杰里·克兰德尔。我不认识他。他只处理一般事务，通常不接手离婚的案子。”黛安娜的确接过很多有关离婚和拘留的心理案例；她认识市里所有的私人律师。“我也这么告诉他这样太冷漠了。他说他受汉娜委托，有责任帮汉娜追回应收账款，这是她的财产。”
“信托责任归信托责任，我可不想收到我已故的心理诊疗师寄来的账单。”
“他是律师，和我们不一样。先让我说完吧。”黛安娜不等我说好，又接着说，“我告诉他我会查一下，然后再联系他。那段时间你们去滑雪了，我就查了查汉娜的工作日程，与她最近的咨询记录做了对照，然后就把应收账款明细给了他。我做这事时没找到那个孩子的咨询记录，汉娜肯定没收她钱，这是惟一一个没有写在工作日程上的咨询。”
“别的咨询都做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