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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在北京，看到高速公路，看到高层建筑，看到通红的落日，看到雾霭中的山岭和马路上忙碌的车流与人群，想我由一个普通的陕西愣娃成为一个卖字文人的过程，种种的不幸与幸运交织着，有失望也有希望。自始至终能给我安慰的，竟都是一些普通人，老师，朋友，生活中的凡人，以及时刻惦记在心头的老父老母，尽管他们的命运无一不多灾多难。我要感谢他们，我的文学在他们中间，因他们的缘由而缓慢生成，尽管他们都是些非常普通的人，甚至有不少的缺点，但他们都是些好人。或许文学就得和生活一样，深刻而朴素。我从内心里真正走进文学，很大一部分原因或许就是他们那些看似与文学不大相关的细节和故事。我靠这些细节生活，用它们来化解我精神上的悲凉，安慰我酸楚的心，它们对我，和文学一样。文学对于我，像涂抹伤口的药膏，是我实用得不能再实用的安慰剂。许多时候，我是自己的医生。
我的眼前，常因此陷入更深沉更寂寥的怅思。
入伍不久，我便当上了团部的打字员，这给了我较多的学习写作时间。二十一岁那年的秋天，我在《青海湖》杂志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片金黄》。它的写法，近乎于一篇当时流行的那种“革命故事”，描写在农村里，一老一少怎样进行农机具改造。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即是《青海湖》后来的主编程枫先生，据他说，他是被我清洁的稿面和整齐的字迹感动了。这篇小说刊发后，我拿到了平生第一笔三十四块钱稿费。为了向父母亲表示我足够的兴奋与自豪，我当即将其中的三十块钱寄给了他们。在我将钱递进邮局窗口的一刹那，那种感觉，似乎我马上就可以卖文为生、养活我的父母了。人有时候竟如此的幼稚可笑。因为其后的许多年里，文章的发表对我竟成相当困难的事情，更甭说挣到那些一拿到手就会让人手指不断颤抖的稿费了。不过我明白，这对我并非不公平。鹦鹉学舌式的成功是容易的，但要以自己独特的嗓音说话，却得经过一个漫长的锤炼过程，当然这中间少不了必要的学舌经历。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九（5）
又过了几年，我读了大学，我的第二篇小说《虫灾》发表了。其实这才算我第一篇小说。从这篇小说起，我开始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的批判姿态，将那些危害人民的官吏比做铺天盖地的蝗虫，但这种影射还是符号式的，缺乏内在的批判深度，因此还只能称其为稚嫩的少作。从写作风格上讲，应该承认，这个短篇有着明显的摹仿痕迹，即契柯夫式的幽默。我喜欢契柯夫的洁净、幽默和深刻，以及他的从容的写作心态。写作心态这东西很重要，读一个人的作品，字里行间读出他写作时的心态，这并不是一件难事。
师专毕业后，我又回到了部队。当时，部队的文科大学毕业生并不太多，所以我一毕业就留在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工作。政治部大楼是一座中苏友好时期的建筑，高大且笨重。行走其中，就像行走在巨大的山洞里一样。身前身后又都是师首长级的大人物，这让我更为自己矮小的身材和古怪的容貌感到恐惧、胆怯、压抑以致无助，时刻担怕会做错什么事情。然而，越是胆小谨慎，越容易出差露丑。一天，政治部主任突然推开办公室的门走进来，办公室里就我一人。主任问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当时一阵紧张，哆嗦得像个精神病人，说话也语无伦次、答非所问。主任看着眼前这样一个惊慌失措的小兵，瞪了一眼，转身走了。
如此想见，我这种人，在部队会有什么出息！
要说我对穿军装的感觉，我立即会想起一个词：沐猴而冠。尽管这多少有些自虐，但实际感觉和它差不了多少。所以，在部队十多年，对军装我从没产生过什么依恋。它越是威严越是堂而皇之，我越是反感。许多和我一样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提干以后，都会迫不及待地佩上肩章戴上大盖帽，拍张照片寄回家乡，以示炫耀。然在我看来，金光闪闪之下，那种得意忘形的样子，无论怎么，都滑稽透顶。
我的老处长程旺志，满头白发，神采奕奕，是部队里少有的学识和涵养兼备的人。身为一位师职干部，他每天早晨竟会抡起拖把，拖一遍二三十米长的走廊。要知道，在他这种职务的干部，是没人能做到这一点的。放下拖把，他便钻进自己的办公室读书，天天如此。部队对于他，似乎只是一个读书的地方。其时，我是那样羡慕他，人活到这种境界，真是太幸福了。
由于他对书的需求，他便尽心于此，文化处的图书室便有了丰厚的藏书，其数量甚至不亚于我就读过的师专。刚开始的时候，我一进到图书室，便像狗熊碰到了蜜罐子。好家伙，我欢喜得差一点儿要高呼部队万岁了。但让我没料到的是，管理图书的是一个极端死板的小战士。我对他，开始时可以说是办法用尽，极尽巴结谄媚之能事，然而图书室对于他，几乎和他没有离开农村时他爷爷吩咐他必须看守好的西瓜地一样。从他手里甭说借本书出来，就连拿出一片纸来都十分困难。守着书库那成万册图书无计可施，我恼火极了，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对那小战士都有深刻的敌意，以至于如果今天遇到他，我都不敢保证能否不敌意地看他。政治部的一位干事，也出自农村，看管着满满一库房稿纸，但若想从他手里讨要出一本稿纸，几乎比要他向你付出一沓现钞还艰难。而当时，稿纸对于我，竟是那样必需。开始，我央求过他几次，没有一点儿结果，后来我便理也不理他了。我用蝇头小字，写在不带格子的白纸上，一页纸竟然可以写到一千五百多字。
好在程处长并不怎么理会我，我因此得以每天上班能埋头读书，三天一册，五天一本，对同事，我却不怎么会应酬。于是，一些干部背地里议论我，“娃是个好娃，只是书读得太多了，把娃害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几个年头，广播和报纸仍在呼喊着继续批邓，不让邓小平出来。当时激进幼稚的我，于是动手写了篇散文体小说《月光是朦胧的》，发表在《青海湖》上。这篇小说假借写青年人的恋爱，表达了我对当时政治的失望和焦渴心境。我以为这样表达可以掩人耳目，但没过多少日子，青海民族学院中文系的李中流教授及几个自以为笔头子很硬、火气很旺的人物就率先发起了对我这种“无病呻吟”的“不健康”情绪的批判，之后又有许多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小“御用文人”也跟着一哄而起，随即大报小报连篇累牍地发表起一篇篇批判文章。一个叫什么海燕的军人更直截了当地用了这样的标题：《战友，快从朦胧中醒来吧！》。没有想到，我刚一开始就遭到这样的打击。这次批判，记录在当年的《中国文学年鉴》里。用河南人的话说，看我的命孬不孬？！在农村，刚当了几天会计，就被人押上了批斗大会；在城里，没过上几天消停日子，又被人当成了批判的靶子。
这件事情，若对那些倾心仕途、企图不断往上爬的小军官，无疑将是致命一击。据我们处里的同事透露，军区政治部主任拿着批判我的报纸，敲着桌子愤怒地说：“这样的人，怎么能留在政治部里工作？！”
没有人替我前去解释。我被赶出了军区机关。
我的无能，让我在部队这个特殊的官场里，遭到了报应。
这一事件后，我被发配到人烟稀少的祁连县武装部。在地图上，我找到了那片有山有水有树有鸟的地方——祁连。总之，还算幸运，我终于能够有自己一间安静的书房了。如此回忆，我竟感激当时那些从不同出发点帮助了我的人。比如李中流，多年后见他，发现他这个人并不是真坏。政治机关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政治机关，原因不多解释，但这一次安置，对于我无疑算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遇。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九（6）
离开西宁的那天，是深秋的清晨。天还不亮，为首长开车的司机在领导的安排下不得不送我和行李到长途车站。一到车站，司机便撇下我和行李一溜烟地跑了。时间尚早，汽车还未到站，我守着靠我的体力根本弄不上车的行李，立在凛冽的寒风里等候，终于体验到了“朦胧”后的滋味。离开机关前的一段日子，同事们见到我像怕染上瘟疫一般躲着我，惟恐避之不及，司机师傅的如此态度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