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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理都不理我，来了句：“精神病吧，够邪乎的。”他大概从右反光镜里看到了九九。
汽车在大桥前边拐过一个陡急的弯，九九坐在那里痛哭的镜头卡住了，换成了“哗哗”向后倒去的山槐树。
我抹着眼泪在心里说，九九，下次放假，我一分钟也不耽搁地赶回来。要是能放上几年假就好了，就不用这么快和她分开……
两年之后，我所想象的这么一个“长假”，两三年的时间呀，居然真的到来了。
两年之后．是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二岁的我，还不懂什么是“讲话”、“文件”，只是看到人们做着各种各样我以前没看到的怪事，贴大字报，一拨人拉着另一拨人游街示众，人们从这个批斗会场跑到那个批斗会场，有看热闹的，有冲锋陷阵的……
开始我们学校还上课，课间人们忙着去看大字报，关心谁被揪出来了，谁是坏蛋之类的信息。而我挺另类。我看大字报从不关心谁写谁的，谁有几条罪状，我只欣赏那上面的革命词句。我们学校正经有几位很好的语文老师，大字报写得也挺文化，挺敢往上捅词儿，诗词语录用得都很漂亮。那时，只要一有新的大字报出来，我便拎了笔记本去抄“优美词句”，整整抄满了厚厚的一本笔记本。
所以日后我参军到部队后，满腹“革命词汇”的我，最不发愁开会发言、写决心书、写批林批孔寒章之类的事情。有一回代战友写决心书，一晚上泡制二十份，那是绝对不重样的。别看俺人小，革命词汇丰富，连处长也高看我的这一才能：“小鬼，批林批孔会上，代表我们处发个言吧。”局长有时也提溜我：“丫头，我给黑板报投篇稿，你来看看，给润润色。”好办，润润色，不就是往上捅词儿嘛，咱这儿有一大厚本子呢！ 学校里先是在墙上战斗，所有墙上的大字报都一层摞一层，层出不穷。后来就变成大会批斗了。那个戴着厚厚近视镜的辛校长首先被推上了批斗台。批斗会闹哄哄，拳打脚踢，大呼口号，吓得我不敢看，溜出学校往家跑。谁知这位平日笑嘻嘻很乐观的辛校长那么不经折腾，只一场批斗会下来，他便在关他的储藏室里割腕自杀了。
我永远忘不了，在那个全校上下吵吵嚷嚷的秋日下午，几个高中男生用一条灰色的旧毛毯裹着辛校长的尸体往外抬。同学们都跟着看，我夹在人群中，当他们抬着尸体从我身边走过时，我看到那灰色毛毯上的暗红色血迹，辛校长那只露在外面的手腕，上面一道深深的口子，口子上是干结了的发黑的血。那一刻，我真的好想哭。我想起了他笑嘻嘻的样子。
他们抬着他的尸体，走到学校操场最南边的跳高跳远的沙坑，用铁锹扒了个坑，便连毯子带人埋了进去。
我发疯一般地跑回家，坐在床上发呆。
第二天我就拒绝上学了。我的好朋友陆小萍傍晚来找我，说斗争还在继续深入。那辛校长的尸体，已在昨夜被他两个儿子挖出来扛回家去了。校长没了，现在轮到教导主任站上批斗台了。
我就是不上学了，整天在家发呆。我妈说不出去最好，外面太乱。
但是她看到我日趋呆傻的样子，心里十分担心。
我整日呆呆傻傻地藏在家里，大院里一有人声，我就以为是来拉我去参加批斗会的，便从屋里插上门，大气不敢出，一直等到没有任何声息才敢出口气。那些日子，我的眼前总是辛校长的影子，音容笑貌十分清楚，还有那灰色的、沾满血迹的毛毯，那只露在毯子外面的手腕……
我这个十二岁的初一学生，第一次看到了暴力，看见了血腥场面，所受的刺激真的不小。提到上学我就害怕，就反感。
就这样无所适从地在家呆了一星期多的时间。有一天上午，我正坐在家里犯傻，忽听有马车驶进宿舍大院的声音。
啊！ 我一下子振奋起来了。这声音太熟悉啦！ 清脆的叮当声，得得的蹄音是“高太子”和“大黑”的，那节奏欢快，分明是姥爷急急地赶来啦！ 我噌地蹿出来，看见姥爷笑眯眯地赶着马车走来了。妈妈骑着自行车跟在旁边。姥爷看见我，跳下马车，大步跑过来把我抱起来。
接下来我看到妈妈拿了一只皮箱，把我的衣服一件件地往里装。
我看她装了裙子，装了衬衫，装了毛衣，还装了棉衣，我知道这一走不是一两个月。感谢妈妈给我找了个最理想的避风港。
我兴奋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现在想来，在那样的混乱年代，我这小小年纪的孩子，居然会选择逃避。逃避这纷乱的世界，到那宁静朴实的山村，继续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九九。我梦想的“长假”真的来了。我可以继续同九九的那份友谊。不知为什么，我感觉我同九九的友情，胜于我同任何小伙伴和好同学许多倍。不是因为对九九的同情，而是实实在在感到九九的纯净、善良与真诚。
她跟你好，是没有任何目的的。我跟她在一起，也从不担心什么，是心贴近心的交往，是澄澈而透亮的温馨友情。
说走就走，妈妈提上皮箱，把书包递给我：“拿上，该学还得学。
不要光疯跑着玩，有空学习学习，走吧。“
姥爷把我抱上马车。他神秘地笑着，“哗”地支起了一座白帆布遮阳篷，那上面还让我舅舅用红颜料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非常的醒目。那遮阳篷下面铺着大花被子。我舒舒服服地坐上去，姥爷赶车出发了。
也许这次离开的时间要很长，妈妈舍不得我，就骑车跟在马车后面送一程。
我最佩服我妈的不是她的漂亮，不是她写的一手好字好文章，而是她的政治远见。
一个时期搞什么政治运动，会持续多久，有些局势会不会改变，什么时候会改变，她都能远视，都能预见，而且还一般准确。就拿一件事来讲，在我十五岁，我弟弟只有五岁的时候，面临着我可以参军可以就业也可以上山下乡的关口，组织上对我妈讲明：你家只有两个孩子，必须保证有一个到农村插队，你那个小的是儿子，可以给一个指标当兵去，你女儿就插队去吧。我妈妈坚决地说：“不，让我女儿走，我儿子插队去。”回家来她对爸爸说，“等咱们儿子长到能插队的年龄，政策肯定会变的，根本用不着去插队，会有机会考大学的。”果然，恢复高考被我弟弟赶上了。
那天妈妈跟在马车后面骑车走了好远好远。她不停地嘱咐“上山下坡别闭着眼瞎跑，小心摔断腿”、“不能喝生水，要拉肚子的”、“箱子里有鱼肝油，别忘了吃”、“有什么事写信回来”等等，把姥爷都搞烦了，说：“你别老跟着了，快回去。不放心？ 不放心，我把她撂下，你自己带吧！ 别这么婆婆妈妈的！ 交给你爹娘还不放心？ ”
我妈只好停住不送了，推着车，站在路边一直看着我们远去。
第十一章
我与九九再度相携逍遥乡间。所有人都没有我们俩这样的福气。那时运动还没有从城市波及乡村，乡村比较安宁，男女老幼还是忙生产，每天忙着挣工分。
惟有我和九九不用去挣工分。九九的任务就是照顾残废军人，虽辛苦，却也有闲时的自由和快乐。
我们任凭外面的世界纷扮扰扰，而我们躲进大山的怀抱过着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照常在荷塘前开阳光下的歌会，在书房的大炕上读书，趁午后的时光跑到山上玩耍。
冬天来了，大山变得苍茫一片，河流也已结了厚厚的冰。门前的荷塘也衰败了，厚厚的冰面上倒伏着枯黄的花的茎和叶，以及枯败的石榴树叶和柳树叶。
山中的冬天十分寒冷，西北风刮起时，如利刃一样割人皮肤。山区很多大人孩子脸上手上脚上都张开着血淋淋的口子。所以在冬天，山里人都偎在热炕头上，相互串串门儿，用夏秋天攒足了的柴草，把炕烧得热烘烘的，老少爷们儿凑一堆儿，娘们儿凑一堆儿，东家长西家短地瞎喳嘁。没有人往山里去，也没有人往山外去。
九九家的炕上永远只有我们家的人。我是常住客，我姥爷姥娘偶尔过来盘腿坐他们炕上聊聊，而且都是分着来。姥爷来，就问问还缺什么不？粮食够吃不？柴草送够了吗？ 白菜萝卜送来多少？ 生产队杀猪会送半只过来。反正村里处处优待他们家。姥娘来，大部分都是来送烙好的千层饼，蒸好的黏米枣糕，炸好的面鱼儿，煮好的饺子等等好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