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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殖民地弥漫着战败的气氛。日本军队从柔佛发射过来的炮弹造成严重的破坏。当日军的零式战斗机飞越上空时，英国皇家空军的水牛式战斗机连忙起飞，但却不是要迎战敌机，而是为了避免在地面被击毁。原来日本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精巧灵活；英国的战斗机速度慢，机身笨拙，它们绝不是日机的对手，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最后一批英国和欧洲平民，尤其是妇孺，从马来亚拥入新加坡。我们听过一些传闻，说他们怎样在丹戎巴葛码头争先恐后地挤上剩下的几条船逃命。
1月中旬，新加坡的学校全部停课。当炮声越来越逼近市区时，我母亲同父亲讨论有关应变的良策。她建议全家搬到外祖父的房子去，那里远离市区，被炮弹击中的可能性较小。我赞同并支持母亲的建议。我告诉她说，我准备留下来看守纳福路的房子，这也方便我继续到莱佛士学院的医疗辅助服务站值勤。我并不是单独一个人留下，我们的园丁许忠祜将会陪着我。他身兼人力车夫，从1937年起，我弟妹每天上学放学都由他接送。每次我到莱佛士学院值勤时，他就留在纳福路看守房子。我们挖了一个洞，盖上木头，铺上泥土，就成了一个防空壕。母亲在防空壕里囤积白米、食盐、胡椒、豆酱、咸鱼、罐头、炼奶以及我们可能长期需要的各种东西。钱不成问题，因为父亲奉命撤离巴株巴辖的油库时，公司方面很慷慨地付给他几个月的薪水，
就在日子越来越暗淡的时候，有几次我值完班跑去看电影，好让自己在看电影的两三个小时中暂时忘记一切，同时把渺茫的前途抛在脑后。1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在国泰戏院看一部喜剧片。戏中有一个场面是一颗炸弹该爆不爆，却在轻微的“啪哒”声中破裂开来。原来是一颗“诈”弹。它的外壳裂开时，露出“日本制造”的标志。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在过去两个月里，新加坡已经领教过日本炸弹和炮弹的巨大威力，而现在我所观赏的电影，却把日本人大肆挖苦一番，说他们两腿成弓形，眼睛向内斜视，所造的船无法在暴风雨中漂浮，开枪不会中的，充其量只能制造“诈”弹。不幸的事实是，从12月8日起的两个月里，他们却证明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够跟英国作战。好几年以后，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在他所著的一本书中写到新加坡的陷落时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也是最大规模的对敌投降”。
2月10日英军后撤时，军方接管了整座莱佛士学院。两天后，医疗辅助服务分队不得不宣布解散。起初我留在纳福路老家，后来由于炮声越来越近，我只好到直落古楼和家人住在一起。搬到直落古楼的第二天，我们听到远处传来步枪声，有些比较靠近我们。但是，大炮声、炮弹爆炸声和炸弹爆炸声却沉寂下来。我觉得很奇怪，便从后门走到L巷去。这条巷子就在渔村旁边，过去我经常在村子里和童年朋友们玩耍，他们都是渔民的孩子。我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制服，跟英军所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们就是我最早看到的两个日本兵。他们绑着腿，脚穿胶底布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就像他们的凉鞋一样。我后来才知道这种布靴使得日本兵的脚趾更能抓住潮湿或滑溜的地面。但是，最叫他们显得怪模怪样的，是头上所戴的鸭舌帽，帽子后面还连着小披风，垂在颈后。他们外形古怪，身材矮胖，却扛着插上刺刀的长长的步枪。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简直叫我永远忘不了。我后来所碰到的许多日本兵，身上都散发着同样的臭味。那是因为两个月来他们沿着森林小径和胶园通道，从哥打巴鲁一路打到新加坡，好久没有洗澡了。
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幸亏他们正忙着搜寻敌兵，所以不理我只管往前走。我赶紧飞奔回家，把所看到的一切告诉家人。我们连忙把所有门窗关上，天晓得这样做对我们能起什么保护作用。由于日本军队从1937年起在中国干下的种种暴行令人发指，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在这里重演奸淫掳掠的暴行。幸亏那天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与此同时，英国军人却迅速撤往市中心，根本没进行过什么抵抗。
最暗淡的节日
第二天，2月15日，是农历新年。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华人通常都要穿新衣新鞋，还有各种各样的传统美食可大快朵颐。可是，这一年的春节，无疑是1819年华人移居新加坡以来最暗淡的一个节日，只听到从新加坡北部和西部靠近市区的地方传来的战斗声，远处大炮和臼炮炮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不过，直落古楼地区却一片宁静。日本军队已向市区节节挺进。
那天晚上，大炮声静了下来。不久，有关英军投降的消息便传开来。第二天，有些朋友从市区回来，告诉我们抢劫事件到处发生。英国人和欧洲人的住家被马来车夫和园丁掠夺一空。这个消息使我们全家人焦虑万分。我们在纳福路28号的住家，还有那些囤积的粮食和必需品会怎样呢？尤其是粮食，我们要靠它度过漫长的岁月啊，保得住吗？经母亲同意，我和许忠祜一起从直落古楼步行八英里左右到纳福路。我们只花两个小时就到达目的地。沿途我看到马来人从大洋房里拾走家具和其他物件；华族不法之徒则搜掠货仓，抢走较贵重又不笨重的物品。有一栋破旧的浮脚楼，跟我家隔着两座房子，里头住着大约20户布央族①人家，男子都以当车夫为业。幸亏他们还未对我家动手。在那些大洋房里有更好的东西可拿，何况已是人去楼空，因为这些大洋房的欧洲主人正集中起来准备进入拘留营。我回来得正是时候。
英国主人的大洋房和货仓遭洗劫，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些在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的确很难理解这件事的全部含义，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英国的殖民制度，如何在1942年2月15日被日本人摧毁。自从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登陆，并把新加坡建立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站以来，白人的支配地位，从未有人质疑。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怎样产生。但是我在1930年入学时，便意识到英国人是大老板。那些像他们一样的白人，也是老板，有大老板，小老板，但都是老板。他们人数并不很多，不过8O00人左右罢了。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同亚洲人分隔而居。政府官员在环境较好的地区有大洋房、汽车、车夫和许多仆人。他们吃的是上等食物，肉类和牛奶制品居多。每隔三年，他们便请三到六个月的长假，暂时避开新加坡令人困倦的赤道气候，回英国“老家”休养。他们的孩子也回“老家”受教育，决不进人新加坡的学校就读。这些孩子也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
总督是大头头，也是老板中的老板。在庆典仪式上，他总是穿上镶着金色绥带的雪白漂亮的制服，头戴顶端装饰着白色羽毛的盔帽，腰间佩带一把长剑。白人官员担任政府中所有高级职位，而且对亚洲人掌握着生死大权。福建人称呼他们为AngMoh（红毛），马来人则把他们叫作OrangPuteh（白种人）。警察总监、高级警官、医务局局长、医院的高级内外科医生，都由白人担任。亚洲医生只能在白人医生手下工作，即使他们的资格比白人医生高，也无济于事。护士长也非由白人担任不可，虽然她们只能讲英语，而且跟不会讲英语的病人谈话时，必须请本地护士当翻译；亚洲护士休想有一天能成为护士长。
在莱佛士学院，所有教学人员都是白人。有两名本地最优秀的毕业生，尽管考到物理和化学一等文凭，院方却只聘用他们当“示范员”，薪水也比白人低得多。而且他们还得考取伦敦大学校外理科文凭，才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吴庆瑞（后来成为新加坡副总理）是当年最优秀的文科毕业生之一，考获经济学一等文凭，可是他所能担任的职位，只是“导师”，不是讲师。
莱佛士学院有120名寄宿生，分别住在6座宿舍里。为了督促这批学生遵守纪律和秩序，院方聘请了一个50多岁的英国退休军士长担任舍监。虽然他说的是伦敦方言，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他却领取丰厚的薪金，而且跟他的同胞一样，过着家惺惬意的生活。在学院当局看来，一名退休的英国军士长是负责训导新马120个最聪明的年轻人的适当人选，况且当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