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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从来就不相信说话需要留有余地。
这一年？月，祖父病重。就在我日文班毕业后三个星期，他便与世长辞了。他逝世前，我到勿拉士巴沙路探望过他好多次。他跟养女住在这条街上。他的境遇使我很难过。这不仅是因为他疾病缠身，而且是因为他活着看到眼前的世界怎样崩溃和瓦解：英国人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竟然栽在日本人手中。英国海军、英国船长以及他们严明的纪律、卓越的表现和海上霸权，都被样子古怪的日本人一举摧毁。他老人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种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居然能够打败相貌堂堂的英国达官贵人。当我眼看着他陷入昏迷状态的时候，我心里想，如果他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便离开人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祖父战前在新加坡这个英国殖民地建立起来的关系如今都失去了。不过，他倒有一个日本朋友，就在他去世后几天，父亲便登门造访。日本占领时期的困苦日子，使父亲变得认真严肃。他变得更有责任感。他在日本军部找到一份工作，负责管理石油供应。在他要求下，同时也是出于对我祖父的尊敬，祖父的朋友下田给我在这个日本人当道的新世界里，安插了一份工作。
战争爆发时，下田被英国人监禁起来，送到印度去。但是他在双方交换平民时回到新加坡，把战前的公司恢复过来。这就是下田公司。他把公司迁移到英国人留下的一个大型办事处，面对着莱佛士坊，这里正是贸易商行的黄金地带。我在下田公司担任书记，日常工作是誊写内部文件，同时负责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联系。我学习怎样写日文书信，并用复写纸留下书信的副本。我也照皮特曼氏的英文打字指南学习英文速写打字。
战争的持续造成纺织品不再是基本商品，货轮也很难找到。六个月之后，下田便面对纺织品供应短缺的难题。由于纺织品来源少，日本人成立了一个称为“组合”的行会，以控制纺织品的配给。这一来，下田不得不结束营业。他把职员遣散，心里头却老是愤愤不平。
下田公司关门后，我在莱佛士坊的另一边找到一份工作。这次是在一个控制米油糖盐等粮油和调味品以及烟草、香烟的“组合”担任书记兼打字员。我的薪金是以军用票支付的。这种日本钞票印有椰树和香蕉树的图案，后来便被称为“香蕉票”②由于票面上没有编号，因此逐月贬值。我的待遇折合实物，相当于10斤（大约15磅）白米，还有糖、油和香烟，以香烟最值钱。这些配给品比日本钞票好得多。因为随着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这些东西货源越来越少，购买时需付的“香蕉票”就越来越多了。
当上了编辑
我在这个“组合”里工作了八个月左右。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道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征，由一个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乔治·竹村主持面试。他长得又高又瘦，皮肤白皙，满口美国腔英语。在他手下工作的日本人都称他为Ji—oh—ji。他不穿日本军官的制服。原来他是日本军政府里的一个文官，有五颗蓝星的官阶，相当于大尉（上尉），他谈吐温和，倒是个正派人物。他对我的英语表示满意，决定聘用我。我感到高兴，总算找到一个英语能派上用场的地方了。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它们是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由马来族无线电操作员负责接收。
傍晚时分，无线电信号不清晰。由于接收效果差，许多宇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不见宇影。我必须辨认这些字，并根据上下文，把缺的宇填上，就像猜字谜一样。接着，我把各个战线发来的电报分别整理成新闻稿，然后从国泰大厦顶层送到底层，由那里的工作人员修改后送去广播。我从1943年末开始工作，到1944年底为止，前后工作了大约15个月。
这期间，我过着颇为反常的生活。我的工作从东京时间晚上七点（新加坡时间傍晚五点半）开始，一直到天亮。无线电接收效果要到东京时间午夜12点左右才会好起来，所以从晚上七点到午夜12点的第一班，工作虽辛苦，却可以早点回家睡觉。从午夜12点到第二天早晨九点这一段时间，工作分为两班，当中有两三个小时的休息。这个时段无线电接收效果比较好，所以较少为漏字或模糊不清的字伤脑筋，可是睡觉的时间却不正常。
然而比工作时间安排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工作时的心理影响。一连几个小时，我脑子里装满了战争的消息，而且都是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很不利的。但是，如果我胆敢跟外人谈起，将冒天大的危险。国泰大厦底层驻有一支宪兵队，每一个在“报道部”工作的雇员在宪兵队里都有一个档案。宪兵队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一个人不会泄漏消息。
注：
①早年华族单身劳工的宿舍或集体居住的地方。“估俚”是方言“劳工”的意思，“间”是房子。
②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和马来亚期间，由日本军政府发行，在新马一带流通的钞票。因票面上有香蕉图案而被称为香蕉票。
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六章 心惊胆颤过日子
第六章 心惊胆颤过日子
离职前一天，我在国泰大厦乘电梯下楼时，那位自从相识后跟我很要好的电梯管理员偷偷儿地提醒我要小心，因为我在日本宪兵队办事处的档案已经被取了出来，当局对我特别注意。我不寒而栗，心想究竟是什么事引起他们的注意呢？
从1943年末开始，粮食越来越缺乏。日本海军在中途岛之役和珊瑚海之役中，损失惨重。他们已经丧失了制海权。日本的船只屡遭同盟国的潜水艇击沉。就连白米的传统出口地泰国也无法把米销到新加坡。究其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不愿意向泰国人买米，就是因为他们没法子把米运到新加坡来。
我们只好把霉烂、虫蛀的陈米同马来亚出产的白米掺在一起煮着吃，而且还得找替代品以补不足。我母亲就像许多人的母亲一样，充分利用我们所能取得的一点玉蜀黍和粟米，以及我们平时连碰也不想碰的蔬菜，如番薯和木薯的嫩叶，加进椰浆煮成菜肴，吃起来倒是很可口。这些食物看起来量很多，却没有什么营养，难怪我和弟弟饭后一小时，肚子又饿了。肉类简直成了奢侈品。牛肉羊肉很少见，猪肉比较容易买到。我们可以自己养鸡，可是谈何容易，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吃剩的东西可以作饲料。
在日本占领时期，我母亲足智多谋的天赋受到严峻的考验。由于通货膨胀，我和父亲与弟弟金耀的薪水合起来还是微不足道，她便开始搞各种各样的生意。她出身于海峡土生华人家庭，自小学会烹饪和烘烤。首先她做糕来卖。不久面粉和牛油缺货，她就改用木薯粉、米粉、硕莪粉、椰浆和椰糖作原料。她也用鲜奶制成炼奶。她是一个烹饪能手。后来我当总理时，她为了打发时间，便给外国人的眷属，包括外国使节的夫人教有关海峡土生华人的烹饪法。接着她出版了《李夫人食谱》一书，这本书直到她逝世后销路还很好。
市面上样样东西都供应不足。汽车从道路上消失了，只剩下日本军方和平民要员的汽车还在行驶。少数本地人虽有汽车，却买不到汽油。的士改装后用木炭和木柴驱动。脚踏车的外胎和内胎不久也用尽，本地制造商只得生产实心的硬胎。用硬胎骑起来，车子颠得很厉害，但总比骑在钢圈上好得多。
到1944年初，我的脚踏车已经靠硬胎转动了，可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由于汽车、罗厘和巴士很少，在路上骑脚踏车可以通行无阻。纺织品也很缺乏，于是我们把窗帘和桌布改制成长裤和衬衫。穿短裤也有好处，不但能节省布料，而且穿起来很凉快。当时，电力供应不足，风扇哪里用得上？所有进口货都变得很宝贵。酒如果保存得好，很受搞黑市买卖赚大钱的暴发户和日本军官的欢迎。酿酒厂在本地纷纷设立，生产本地的白兰地、威士忌，以及用米、木薯、番薯或粟米酿制的华人爱喝的各色杂酒。有些很不错，有些很难喝，有些喝了会中毒。
这期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1944年年中，严重的程度使我不能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