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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现在可不同了。尽管我深得人心，受比利·撤切尔的特别照顾，而且在1947年阳光灿烂的夏季里心情特别愉快，但我却似乎变成了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尤其是心中萌生要铲除英国对马来亚和新加坡殖民统治的意念。我在伦敦和剑桥的一年里，思想的转变逐渐具体化。这种变化从1943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便开始了。如今我所看到的，是英国本土的英国人。我怀疑他们是否能本着新马人民的利益治理这两个地区。在新马的英国人对推动殖民地的进步毫无兴趣，他们所在乎的是这些殖民地给他们带来的高级职位和丰厚薪金。在国家的层次上，英国人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输出马来亚的树胶和锡，赚取美元外汇，以支持百病丛生的英镑。
芝谈起我的思想如何转变之后，我开始自我审察，看看这种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莫非是我在英国劳动阶层当中所受的种族歧视引起的？这些英国低层人士，包括男女巴士剪票员、商店女售货员和餐馆的女招待，加上我在汉普斯特德找房子时碰到的几个女房东。好几次，我到瑞士村地铁站附近接着“空房出租”牌子的房屋询问时，女房东一发觉我是华人，便说房间已经租出去了。后来，我为了避免再碰钉子，便先打电话告诉女房东说我的名字叫Lee，拼写起来是一个L加上两个e，但我是华人。如果她们不愿把房间租给华人，可以当场拒绝，兔去我登门询问的麻烦。
我所碰到的英国上层社会人士，如剑桥大学和中殿法学协会的教授、导师、秘书和图书馆管理员，都很有教养，而且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只是有点拘谨。英国学生大体上都举止文雅，甚至很友善，一般都表现得很得体。当然，每一回碰到运动队伍争名次，或是大学的校队队员和替补队员争资格时，种族歧视便抬头了。亚洲学生几乎不可能加入板球、擞揽球或划船等主要的运动队伍；划船队是最受尊崇的。
不过，如果说这一切都出于种族歧视，也不尽然。阶级制度也是症结所在。对我这个来自年轻而且富流动性的移民社会的人来说，这是另一种奇异现象。即使在白人学生当中，那些出身于著名公学的，也处在有利的地位。至于其他学生，他们之所以渴求学院的院旗，是因为将来可以把它列入履历表，而且可以作为未来干大事的垫脚石——任何学生只要具有划船校队队员的资格，未来的职业便有了保障。同样道理，一个学生如果当上剑桥学生联合会主席，便有助于成为工党或保守党选区的未来候选人，或是在这些政党的研究局谋得一职。
要考最好的成绩
我对这些额外的活动不感兴趣。我决定集中精力设法考到最好的成绩，因为一旦考到第一，我回新加坡时，情况就不同了。另一方面，我很渴望同工党的政治领袖接触，特别是同那些能够帮助我的人接触。我的愿望是早日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包括新加坡的独立的马来亚。工党比保守党较为同情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愿望。在我参加的集会中，英国保守党人仍然以低沉、圆润的声调，大谈“英王与帝国”。我也希望同将来可能在主要政党里头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国学生接触。在我日后同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殖民当局纠缠不清时，这种联系自有好处。因此，我抱着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
英国的国会民主制度，似乎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一场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惊人革命，正在我眼前和平地展开。1945年5月，英国选民把丘吉尔和他的保守党推下台，虽然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争取到胜利。选民把艾德礼和工党拥上台，因为他们答应给英国带来历史上最深远的改革。艾德礼政府履行的纲领，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福利国，负责照顾英国各阶层人士从生到死的福利。可是，反对党却没有提出强烈的抗议，也没有街头流血事件。只有保守党议员在国会和选区里就人们的负担能力这一课题展开辩论，声称改革应有所节制和按照常识办事时。才使用激烈的言语。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国民保健服务法案于1948年通过后不久，我到剑桥摄政街一家眼镜店领取所配的眼镜。我预料这副眼镜需要五六英镑。在柜台旁，眼镜店老板骄傲地对我说，我不需要付钱，并请我在一份表格上签名。我很高兴，心想，这样一个文明社会，确实能使人民过着优雅的生活。几个月后，我在牙科诊所也碰到同样的情形。至于学院的医生，他连请我在表格上签名也省了，因为我已经在他的病人记录簿里登记了。这又使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当然，我是英籍民，有权享受新制度给予的福利。不过，报上的消息说，许多法国人和其他欧陆人士也纷纷到英国看免费牙医。我想这未免太过分了。但当时法国人的确比英国人穷得多。我对英国人所进行的改革，深表钦佩。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制度本身的公平。英国政府创造的社会，使每一个人——不论贫富，也不论是属于上层、中层或下层阶级，都能有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准。这期间物资仍然缺乏。战时开始实施的粮食衣物配给制度，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才由保守党政府取消。但是，茶、糖、巧克力、牛油、肉类、熏肉和鸡蛋的配给，却取消不了。经济耐用的布料市面上有的是，价格也合理，只是非凭配给票购买不可。
当时我年纪还轻，满怀理想，根本不了解政府的负担是何等沉重。更糟的是，在这么一个平均主义制度下，每一个人所感兴趣的，主要是他能够从共同资源中得到些什么东西，而不是他应该怎样工作，为共同资源做出贡献。其实，个人设法多赚钱，以改善生活条件，在人类进化史上，是进步的动力。我是到60年代掌管新加坡之后，才了解政府负担的沉重。小如弹丸的新加坡，比英国穷困得多，在想到要如何重新分配财富之前，我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开拓税源和创造财富。因此，当时根本无法谈论重新分配财富的问题。
这期间，我从家书和英国报纸的零星消息中，得知新加坡眼看就要发生麻烦了。马来亚共产党正挑起工潮和引起社会不安。罢工罢市、政治骚乱时有所闻。到1948年6月，马共开始在内地射杀英籍树胶园主。马共游击队又回到森林里去，殖民地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而在公开的宪制舞台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只有一些软弱无力、毫无骨气、受英文教育的领袖，他们巴不得顺应和讨好英国统治者。我深切感到在我这一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必须填补这个政治舞台。我于是加人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并经常参加他们的集会，特别是每逢星期五晚上，工党政府的部长到俱乐部畅谈该党向国会提出的各种纲领时，我一定出席。
难得的教训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和变革的时代，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发挥作用的时代。一切都显得那么开明。工党政府的卫生部长贝文以极端刻薄的言词，指保守党“连害虫也不如”后，便使国民保健服务法案在国会通过。工党也替地方当局兴建了许多房屋，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它们是靠政府大量津贴，才能把租金压低的。工党也扩大福利的范围，以确保“安全网”能照顾到所有不足以应付最低生活需求的人家。对我来说，他们的最低生活需求，跟我记忆中新加坡被日本人搞得一穷二白之前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奢侈的享受。这是一个难得的教训，关系到如何确保社会公正的问题。
我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英国留学的新马学生，完全接受了工党政府的公平合理纲领。我们也很向往成熟的英国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宪制传统和容忍精神，使得权力和财富都在和平中进行基本的转移。我们把在英国所看到的一切，拿来同新加坡和马来亚比较。新马人民大多数没受教育。报纸软弱无力，对基本问题一概不理，只管报道重要人物的来来往往。所谓重要人物，多数是白人老板和周旋于他们之间的本地人。总之，新马的情况显得落后，前途未可乐观。
…
注：
①费边（Fabian）原是古罗马的将军，以使用迂回战术闻名。19世纪8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以温和改良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潮，就称为费边主义。
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十章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