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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跳到雪地上，膝盖一软，险些没有跌倒。一阵恶心，想要呕吐，尽管肚子是空的。
戈尔洛夫盯着坍塌的栅栏和覆盖着积雪、供牲口吃食的空地，仿佛是刚睡醒似的，伸了伸懒腰，也下来了。佩奥特里打开栅栏门，把牲口拽了进去。
没等雪橇滑动，我从座位下面找到了我的包。“哎，”我用法语对戈尔洛夫说：“我的双脚痛得要死，大概今儿晚上不会冻掉吧。”
“今晚不会，”戈尔洛夫说，“明天。”
我仍然感到想呕吐，听到戈尔洛夫的吓唬后，我不甘示弱地回答道：“你保证过要安全地送我到圣彼得堡。要是我掉了一个脚趾，你就得掉一个手指。要是我掉了一支脚，你就得掉一只手。”
戈尔洛夫从座位上拿下他的袋子，还有那个商人的袋子。“骑兵要脚干什么？”他耸了耸肩膀。
我们俩朝门口走去的时候，我正想着如何反驳他，但佩奥特里异样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雪橇没有动弹，他在跟牲口讲着我听不懂的什么话，但我听得出来他是在恳求着什么。他用短小的罗圈腿站稳身子，伸出双手去够着挽具，看着枣红色母马，轻声轻语地对它说着，然后用力拽缰绳。母马没有反抗，也没有任何反应。接着，它的前腿一软，歪靠着骟马。骟马带着缰绳尖声叫着，嘶鸣着。母马朝另一边倾倒，扭过脖子，仿佛要咬自己的后背，然后倒在地上死了。
《爱情与荣誉》第一章（4）
佩奥特里仍然握着母马的皮颈圈，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骟马被自己的挽具给拉倒了，在地上踢着，挣扎着。我跑到骟马跟前，解开缰绳，牵着它走进马厩。骟马离开了死去的母马，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跳跃，我要是有戈尔洛夫的手枪，非一枪崩了它不可。它的胸前没有母马那么多的白沫和伤痕，所以是母马拉着我们度过了难关。
现在该我们拉它了。我们用绳子捆住它的脖子和前蹄，把它拽进马厩，以免给狼留下饵食。驿站长早就为自己在这漫长的冬夜还能不能睡觉感到不耐烦了，所以我们刚走到干草堆前，他就扔下用来拉马的绳索，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他的木屋。戈尔洛夫跟我一起站了一会儿。“瞧见了吗？”他一边说着，一边看着母马已经冻得僵硬的尸体。“这就是俄国马。要等到完成了任务才死。”说完，他也扔下绳子，走出了马厩。
“谢谢，主人【原文为俄语。――译注】！”佩奥特里用他知道的那几个英语单词说。“明天——走，走！”他坐在母马的脑袋旁，替它解开套索。
“是的，佩奥特里，”我说。“谢谢。”
我本想把手放在他的头上，结果只是拍了拍马头。不过，这带来的效果是一样的。我走出马厩的时候，佩奥特里搂着母马的头，低声哭泣着。
《爱情与荣誉》第二章（1）
晚上，在那个充当驿站的、臭熏熏的木屋里，我开始思考让我来到这里的秘密使命——这是我进入俄国境内后第一次想这个问题。我一直把这个秘密深埋在心底，不让它进入我的思绪，仿佛我也要对我自己保密似的。在这个单间木屋里，戈尔洛夫和驿站站长各睡一张床打着呼噜，佩奥特里裹着几条毛毯睡在火边的屋角里，鼾声不止，而我则坐在石头垒成的壁炉前，毫无睡意，眼望着微弱的火苗，耳边又响起三个月以前的那些话……
“那不是很容易的事。”
这一声警告把我带回到了伦敦，带回到了那阴沉沉的港口，带回到了那个晚上——当时我站在一条木船甲板的栏杆边。木船就停泊在云雾笼罩的码头旁，周围到处是操着伦敦口音的水手和码头工人，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吆喝着。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只是凝望着水面。
我注意到一个身材单薄的水手悄无声息地走上舷梯，在我旁边的阴暗处止住了脚步。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他正端详着我，仿佛想知道我是什么人：我脚上穿着骑兵的长统靴，斗篷下面挂着马刀，显然不是出海的人。最后，那人走上前来，平静地问：“你是从弗吉尼亚来的基兰·塞尔科克吗？”
“是的。”
“有人想见你，也是一个美利坚人——跟我们一样。”听口音，他像是来自殖民地中北部地区，我想，是宾夕法尼亚。
“我买好了回家的船票，”我说。“再过一个小时就要开船了。我在伦敦连鬼都不认识一个。”
“有人认识你。他从事爱国活动。”那人提着我的包转身朝舷梯走去；我拔出马刀，把锋利的刀刃对着他的脖子。
“朋友，那可是个危险的字眼。你得告诉我那个爱国者的名字，不然休想让我跟你走进任何一条漆黑的街道。”
他侧着脖子，避开刀口，全身僵直，左右转动着眼珠，然后压低嗓音说：“本杰明·富兰克林。”
一个小时以后，我坐在伦敦一个富人的寓所里毕恭毕敬地等待着。屋子的窗帘都拉了下来。那个水手坐在我身边的另一把椅子上。
门开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闪亮的眼睛上架着一副眼镜，他那秃顶的头颅很大，四周长着像刘海一样笔直的头发。华丽的衣服紧绷着他那粗壮的腰围。他毫不拘礼地闯进来，人未进门先闻其声：“晚上好！谢谢你的到来，”这位伟人说。我注意到他没有称呼我的名字。刚才说话轻言细语的水手这时迅速地溜了出去。我蓦地站起身来，握住了富兰克林伸出的手。“请坐，”他说。“你要是饿了，我的仆人会给你送酒和饭的。”一个英国仆人在他的身后跟了进来。
“不用了，谢谢。”
富兰克林知道我见到他时很激动，似乎觉得有点好笑。他挥手让仆人出去。等房门悄然关上后，他很坦率地问道：“你知道叶卡捷琳娜是谁吗？”
我清了清嗓门，回答道：“是俄国女皇吗？”
“他们管她叫女沙皇。是女斯——阿皇，”他皱着鼻子，发出那个颤音。“俄国人发这个音很特别。可我知道你学外语很有天分。”
“我会讲一点法语和德语。”
“女皇是纯血统的德国人，在德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公主。王室的媒婆发现她跟俄国的皇太子很匹配。俄国宫廷内都讲法语。”听他那口气，似乎是对我的资格问题进行过慎重的考虑。“关于她的事情，你还听说过什么没有？”
“没有，先生，”我稍稍停顿了一下，回答说。
看到我的迟疑，富兰克林笑了。“你当然听说了！但是伏尔泰【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制，著有《哲学书简》，哲理小说《老实人》、悲剧《扎伊尔》等。――译注】告诉我说，有关她和马的故事，那纯粹是夸张。”他猛地坐在一个铺着绣花座垫的椅子上，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他收敛了笑容，并不是因为身上的痛风，而是别的什么事情，某件令他恐惧的事情。“叶卡捷琳娜真是光彩夺目、天生丽质、冷酷无情。她跟丈夫一起登上皇位后不久，丈夫就给人勒死了。现在沙俄帝国的全部权力都攥在她的手心——美利坚的命运现在就掌握在她的手中。”
刚开始我还以为富兰克林是在说笑话：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一国之君，跟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没有丝毫的联系，怎么能够对我们的未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发现他不是在说笑。
“你上大学时参加的一些协会里就有我的朋友，”他一字一顿地说，“我从他们那儿知道你有理由仇视英国人。”
“我更愿意认为自己热爱自由，富兰克林先生。”
“说得对！你的朋友们都选择了一些温和的职业——譬如法律、神学、商业——而你却到欧洲来学习战争的艺术。本来你可以为自己的激情找一个更平和的抒发途径，我知道你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
“坚守自己阵地的士兵才是最能言善辩的。”
透过他的眼镜，我看到他的眼睛眨巴了几下。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不仅仅是因为我慷慨陈词，而是因为别的原因，仿佛我是一道费解的难题；在此后的好几个月里，我一直猜不透他那聪颖的头脑是如何看待我的。他说：“我们发现英国人跟叶卡捷琳娜进行了一笔秘密的交易。”还不等我完全听明白这句话，富兰克林的仆人端着茶点走了进来，放在我们俩中间的茶几上。明察秋毫的富兰克林注意到我瞥了仆人一眼，就说：“别担心贝维克；我信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