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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穿上草鞋，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1930年春晓庄师范参与工人反对和记洋行的斗争，被当局定为“特等事件”，蒋介石误认为该事件是陶行知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遂下令关闭晓庄学校并通缉陶行知。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后蒋介石查明晓庄事件与冯玉祥并无瓜葛，解除通缉，陶行知从日本回到上海，经黄炎培举荐，史量才聘任陶行知为《 申报 》的顾问。陶行知在《 申报 》连续发表《 剿匪与造匪 》、《 再论剿匪与造匪 》、《 三论剿匪与造匪 》三篇时评，语惊天下：“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爱国人士无不拍手称快，也震动了当局。教育部长朱家骅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告密长信，蒋朱批“申报禁止邮递”六字，使《 申报 》陷入没顶之灾，陶行知被迫离开报馆。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又创办了与晓庄师范相类似的上海工学团，招收工农子弟，“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工农子弟亦工亦学亦教，“即知即传”，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29”运动爆发后，他还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人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途经香港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 团结御侮宣言 》，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入贫困而得不到培养，故于1939年7月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对学生因材施教。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相结合，把“生活教育”运用到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葩。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学校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 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 民主教育之普及 》《 社会大学运动 》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1946年4月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走。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发出“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呐喊，风传他被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无所畏惧地作好“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5。 陶行知先生其人（2）
早在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时，恽代英就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自此毛陶之间开始交往。陶行知逝世，毛泽东当天就与朱德给陶行知家属发去唁电：“惊闻行知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延安各界为追悼陶行知还特地成立筹备会，并致函陕甘宁边区政府，提议拨款边币3000万元作为“行知奖学金”，专门奖励边区小学教育研究工作，将延安中学改名“行知中学”。各界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写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11月1日灵柩由上海运南京安葬。毛泽东又送花圈表示哀悼。在“万世师表”、“民主之魂”两面旗帜之后，是沈钧儒、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队伍。毛泽东送的花圈与朱德送的花圈，竖放在晓庄劳山的灵堂前。周恩来评价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赞颂他是“万世师表”。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欣赏陶行知先生，除了教育外，大约如我一样，是因为很是喜欢陶先生的文章吧？我早先读过陶行知先生一篇发表于1932年４月的文章《 中国的人命 》，对文中惨烈之描摹和行文之大俗大雅印象极深，文章很短，不妨照录如下，以示敬仰：我在太平洋会议的许多废话中听到了一句警语。劳耳说：“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垃圾堆里的破布烂棉花有老太婆们去追求，路边饿得半死的孩子没有人过问。花十来个铜板坐上人力车要人家拼命跑，跑得吐血倒地，望也怕望，便换了一部车儿走了。太太生孩子，得雇一个奶妈。自己的孩子白而胖，奶妈的孩子瘦且死。童养媳偷了一块糖吃要被婆婆逼得上吊。做徒弟好比是做奴隶，连夜壶也要给师傅倒，倒得不干净，一烟袋打得脑袋开花。煤矿里是五个人当中要残废一个。日本人来了，一杀是几百。大水一冲是几万。一年之中死的人要装满二十多个南京城。（说得正确些，是每年死的人数等于首都人口之二十多倍。）当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每个字出世是有三个人进棺材。“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您却不可作片面的观察。一个孩子出天花，他的妈妈抱他在怀里七天七夜，毕竟因为卓绝的坚忍与慈爱她是救了他的小命。在这无废物而有废命的社会里，这伟大的母爱是同时存在着。如果有一线的希望，她是愿意为她的小孩的生命而奋斗，甚而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甘心情愿的。这伟大的慈爱与冷酷的无情如何可以并立共存？这矛盾的社会有什么解释？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奇怪的矛盾。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如今中国已经站起来逾半个世纪之久矣，这大约足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了吧？中国人的人命现在已经很贵重，很值钱，我写的这本书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完全如先生所言“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则还未必，因为热衷于中饱私囊的腐败分子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草菅人命、穷凶极恶的财富欲使矿难还不能完全杜绝……似乎还需要一番艰苦的努力和等待，大家很以为然的，离先生所说的那个前提、那个条件、那个时刻，相信已经不远。
这些大略就是陶行知先生留在人世间的行踪和业绩了吧？
6。 不怕麻烦的人
桃峰县的县委、政府做的是相当出色的。只是，麻烦接踵而至，凶险又在逼近。
我们的和治国书记是个不怕麻烦的人，他认为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反而是不正常的。只要是正常人就免不了有个头疼脑热病病痛痛，这说明体内有免疫力在和疾病经常作斗争，吃吃药打打针就会好。平时不生小病的人往往一得病就会是大病。怕惹麻烦不思进取，光做政绩工程，不管百年大计，遇上问题绕着走，脚踩西瓜皮，手抓两把泥，韬光养晦求稳过渡，蹈常袭故等待提拔，这种人不出麻烦则已，一出麻烦就是个大麻烦。光吃干饭不做事也不想解决问题，还要我们的干部队伍做什么？难道是养肥了宰着吃？
爱屋及乌，爱弱势的群众，就连弱势群众的毛病，也一并包容了。
这一番计较，体现在3月22日进一步细化8条意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