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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以为现在是市场经济，一切向钱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实，可他们忘了2004年３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修正的总纲并没有变，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共产党最相信实践出真知，最勇于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的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才会不断进步，这个修正和进步并没有背离党和国家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纵观古往今来，中国人民是最富有忍耐精神的，只要他们还有一口饭吃，还有一件衣穿，还有一口水喝，还有一口呼吸，只要不到走投无路入地无门时，他们便不会铤而走险，不会揭竿而起。”
“你说说看，”和治国那天万分感慨，“这么富有传统美德的人民，这么勤劳善良的百姓，不管因为什么理由他们被逼上梁山，我们都不能推卸该负的责任，我们这些地方官首先就要从自身找原因做检讨。我在网上看到的，中央综治委委员、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最近也说：一是农民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2006年1至9月，全国有38。5万人次农民参与群体性事件，居各类参与人员之首。二是犯罪案件日趋突出，特别是杀人、伤害等暴力犯罪案件高于城市。1至9月，全国农村地区共发生杀人案件8031起、伤害案件5。9万起，均高于城市，其中不少是‘民转刑’案件，一次杀死数人的恶性案件屡有发生。”
7。 和书记的执政观（2）
“排除各种偶然因素，‘他谈看法说，’排除那些与社会为敌的极少数不法分子，是否也有我们这些地方执政者因处置手段不当，而造成的极坏影响，这些坏影响成年累年地积淀，使群众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对国家的法制公平失去信任，而导致个人极端行为频繁发生？这种不满和不信任发展下去就很可能会变成仇视社会的心理，它们在各种犯罪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执政者无一例外都是人民的公仆，为什么就不能使出浑身解数去化解这些不同类型的矛盾呢？为啥不可以医小患而得大安？偏要官逼民反，激小恙成大病，养虎成患？不把群众逼上梁山就不罢手？这和环境治理一样，开端把不住就会沦为末端治理，多被动！”
这么想时，和治国早就拿定主意，要抹去个人的最后一丝自诩和自尊，卷起为官者借党和国家之力为自己营造的最后一丝狐假虎威，还公仆以本来面目与群众坦诚相见，在政策法律的允许范围内，把共产党的党性和国家政权的耐心发挥到极致，弃官威为民生民主，捐嫌隙以图天地和合，将心比心，以诚换诚，相濡以沫，肝胆相照，以德报怨，尽一个党员和公仆的神圣职责和义务，把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官逼民反的诸多忧虑减缓减轻消弥于无形。
中午时分，和治国书记又亲自打电话给郑孝本，郑孝本正在写绝命诗，听见我们和书记说话，就忍不住哭出了声，他哭着诉说了一下骡子捆绑他的过程和准备下汽油和炸药的情况，悲痛欲绝地拜托我们和书记说：“我看来是活不出去了，和书记，我最放心不下的孩子和母亲，孩子还小，父母年老，请你以后一定要替我多照顾一下孩子和父母，呜……”
郑孝本的话让和治国也为之心酸，却不能轻易表露，咬得牙痒，强作镇定地安慰郑孝本说：“我和治国可不敢接下你郑孝本的这个任务，你的孩子，你的母亲，你怎么可以放心托付给我来照顾？为什么你不自己照顾？人不能太自私，以死躲清闲，图自己省心，世上没这种好事！我可不会让你偷这个懒，非让你平安出来，非让你自己去照顾你自己的家人！”
和治国话说得风趣，郑孝本也为之受了感染，暂时止住了悲声。
放下电话之后，我们和书记满眼窝已经浸润的全是泪水，还兀自坐在那里低下头，故作一个让人看不见的姿态，假装热得出汗，歪了秃头伸手从口袋里摸索出一块纸巾，乘着擦汗的当儿，把泪水偷偷拭去，这才缓声对在座的工作人员说：“一会我去梁山和群众说话！”
“可不敢，”当即就有人出声反对，“要是连你这个县委书记都被群众绑架了怎么办？”
和治国说：“一是，我想群众不会绑架我，二是，就算是会，我也要去讲话！”
然后就不再理睬别人，操起电话，回拨了一个电话给郑孝本。他在电话里以平和的语调告诉郑孝本说：“县里有几份文件，也送进梁山去了，你可以告诉群众，希望大家都认真地看一看，再好好想一想，有话好好说，有诚意才能解决问题，我过一会要去梁山和大家见个面，说说话。也可以让群众派代表过来谈，只要我们以诚相见，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骡子过后和我谈到11日那天的情况：“那天郑馆长给政府打电话说是这边的人有的拿着刀子，还有很多汽油甚的，挺复杂的，怕让人把他给弄死，把他闹得完蛋了的话该咋办？那影响更大更麻烦了。县上着急的恐怕郑孝本有个闪失，也是以防万一。先是郑孝本打电话，刚放下一会会和书记就又打来一个电话。人们就说，这不是和书记打来电话了，也让人去谈判。郑孝本他就提出，说让我一个过去跟政府那边交涉，咋的回事就咋的说。我说可以，我也想过去。可是老百姓不让，说，愣的，你过去就回不来了！我说咱不担心回来不回来，只要能办成事就行。可是人们都不让我过去，恐怕我去了会有个三长两短。最终也没有过去。”
骡子还提道：“县上也怕把事情闹大，人家也下了文件，文件上说，凡是在梁山这边有家人和有亲戚的，自家人把自家的人或是亲戚带回家里就没事，只要好好地回家，一概不追究先前犯下的那些过失。文件中还说到我，说我只要把人质放出来，也可以不追究过失。”
7。 和书记的执政观（3）
“那个时候梁山上人还不少，”骡子摇头晃脑地描述当时的情景说，“乱哄哄的全是人，够个2000多人吧？那个时候人们还都不敢相信县里说的这些话，怕县上说话不算数，害怕真回了家屁股没坐安稳就让公安抓上走。都不敢回去，起哄的人多，真敢回家的人很少！”
“还是个对政府不信任的问题。”对柔性处理群体性事件他深有体会，和治国这样评论说。“老百姓看问题比较简单，你这个当官的说话不算数，做了错事不改正，犯了众怒不解释，欺压百姓，他们会把账记在共产党头上。你伤害他们，对立群众，逼反百姓，他们不满、对立、仇视的不单是你，他们不满的是共产党，对立的是社会，仇视的是国家。”
“我总在想，”我们和书记沉吟了一下，吸吸溜溜地抽了几口烟，神情明明暗暗地说，“这县域说大不大，县官说小不小，可它是共和国的基本构成。我这里少几起冤假错案，少一些贪赃枉法，少一些为富不仁，少一些假公济私，群众对共产党就能多些信任多些赞成和拥护。我这里要是能多富裕一些乡镇，多处理好几桩群众上访来信，多解决几起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多化解几起群体性事件，多一些正义公道，多一些清正廉明，群众就会多喊几声共产党万岁，国家能多得几分安宁，社会能多得几分祥和，世界也会多得几分和平！”
我在前边一节曾写道：“那只因走投无路而疯狂的狼，逢人就咬，最终只能倒毙在武警捕杀的枪口之下，而骡子和上千群众却在民主与法制的同声共振之中，与县委和政府达成谅解，双赢了鱼与熊掌，迄今为止还好端端地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希望并快乐着。”
何以如此？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8。 张宝顺说话说了算（1）
我说：最大的支持，不是拭目以待，而是从我做起，自觉参与，人人尽力。
如果说撬出一座价值2000亿的可以络绎不绝兑现钞票的地下银行是张宝顺打响的新政第一枪，那么有了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干什么？用来调整单一的产业结构谋求新的发展彻底结束山西多年来傻大黑粗的外界形象固然重要，还有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