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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幼年期受过性骚扰的女性说：“我对性一直很淡漠。我从没主动过。他提出来我也能满足他，但他觉得我不热情。我在生理上能够觉得有需要，但心理上厌恶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只是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的工具和设备。有时会感到特别想做，尤其是来月经之前那几天，分泌物特别多，觉得底下不舒服，就特别想做。做了以后月经就来得痛快，不会觉得胀痛，比较舒服。所以我觉得性生活能够起到调理身体的作用。”
有的女性认为人没有性生活是可以的，尽管这样的生活是不完美的：“人可以没有性生活。我只是觉得，如果没有性的吸引，人就会萎靡，就会变得排斥异性。”
性是丑恶和肮脏的有人受基督教的影响，认为性是人性的弱点。一位双性恋者兼基督徒从宗教教义上解释了自己对性的看法：“传统的基督徒是反对同性恋的。信徒比非信徒多一个灵。信徒也有肉体，也就有本能。我觉得自己的肉体是软弱的，没有办法，所以必须认罪。肉体就是这样的，人有时会管不住它。人背离了神就陷入俗世；背离了灵就陷入了肉里。”这位信徒在决定与一个男人结婚的前夕，与他发生过性关系，她由此得出人性软弱、性是人性的弱点的看法。
一位单身女性转述了女友认为性很丑恶的观点：“我知道这事比较早，可我有许多同学都很书生气地对待这件事，对异性的吸引都不太懂，快结婚了对要发生的事还不知道。有人结了婚就跑来找我说：人皮底下原来是个畜生，这件事丑恶得不得了。
有的人婚后很长时间一直觉得这事丑恶，以致影响到夫妻的关系。“在不少女人的性观念中，总有认为它”很脏“的感觉；但也有人讲到自己克服这种感觉的经历：”做事时只要跟着感觉走，就不会觉得脏、下流、污秽。我最喜欢的一种作法是把自己打扮得让他起性。我特意买了高质量的内衣内裤、乳罩背心、吊袜带，还有好看的皮鞋，在床上用。身条好的人穿上这些显得特别性感，比什么都不穿还好。感觉特别干净，不是像畜牲一样，而是把自己奉献给对方。“
一位离婚女性讲到自己性观念的变化过程：“我觉得人的性观念和时代有关。
我成长起来的环境使我一直认为性不好，对它的态度首先是否定，可又不得不接受，所以就很不喜欢这件事。后来，我的性观念有很大的转变，是离婚后才转变的，从批判它转到颂扬它，颂扬它的美，不认为它是脏的、丑的，觉得应当从中提炼美感，使它变成美的体验。但我也不赞成公开说这件事，把它变成诗，宣传它，不赞成性研究热，因为这是个人体验的东西，是国民素质问题。谁也没有办法在这件事上教别人，硬教是侵犯人权。我不喜欢性专家的说教。“性是应当节制的有人持有性是应当节制的观点，这一观点带有传统文化的印迹：”我认为，不管男的女的，这件事做多了肯定不好。女的也会伤元气，要不为什么每次做完了会感到很疲倦呢？“
一位单身女性的看法是：“女人做这种事是一种消耗，即使结婚后，性生活也不应大多，这是从健康长寿的角度看的。”这位女性对男人的性也这么看：“我理想中的男人这方面也应节制。
只图一时快乐，长远看是不好的。打个比方，吃得太好的人同吃得清苦的人相比就更容易生玻“关于节制和适度，一位女性是这样理解的：”什么叫适度？
我认为如果双方都想做的时候做这事就是适度，不想做时强要做就不适度。
比如，白天干活不太累，身体情况也不错，就想做；太劳累的时候就不想做。俗话说，温饱生淫欲，我理解就是这个意思。“人在生活中对各种享受、各种价值会有取舍，这是很自然的。比如有人好美食，有人却满足于一般的摄入营养；有人喜欢郊游，有人却宁愿呆在家里。在性的问题上，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看得重有人看得轻，在我看来也属正常。
在性方面要有节制的观点是很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这种态度和福柯的“极限体验”
（包括同性恋、施虐受虐及生殖器以外的肉体快感的体验）相映成趣。我想，中国人对性的态度同“中庸”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凡事好中庸，讲究节制，不像西方人那样激烈极端。
其中是否有体质的因素尚待定量研究（胡适曾说，中国人“身体不如人”，不知有无根据）。在19世纪的西方，人们也曾相信，即使是婚姻内的性生活对身体也是有危害的，因此使那个时代的人们因自己的性活动和性渴求而变得十分痛苦；由于权威的说法声称性活动会遭天谴，这种痛苦就更加剧烈。
至于说到“性是人性的弱点，是肮脏丑恶的”，我认为这是基督教文化中的糟粕，相信这种观点的人也应当受点启蒙教育。
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相信性活动是肮脏的事情，最好不想它，也不去搞懂它。西方19世纪的婚姻手册中表明了这样一种态度：好女人并不从性中感受快乐，她只是将性交视为生育的手段。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性快乐是包裹着生育这粒苦药的糖衣，这层糖衣没有什么重要性；而如今，这糖衣却喧宾夺主，取代了药这一主体。
早在公元1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就指出：“除了由丈夫和妻子组成的、以生儿育女为唯一目的的自然婚姻之外，法律不承认任何其他性关系。”（转引自坦娜希尔，第69页）古希伯莱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对性取极端消极态度的文化，它强调指出，性的唯一目的就是生育，与生育无关的一切性行为都应当禁止。圣。格雷格里指出：“如果性交的目的是为了快乐，而不是全部为了繁衍种族时，你应该忏悔。”（转引自詹达等，第38页）受它的影响，形成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传统。基督教对性行为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理想的境界是完全禁欲，教士必须服从这一理想；第二，禁止夫妻生育之外的任何形式的性行为，连梦里遗精都是罪过，而罪孽最深重的则是手淫；第三，夫妻的性生活也要有节制，例如，在星期三、星期五和星期日性交是错误的，还有许多宗教节日前后禁止性交。
关于性的目的是生育还是快乐，一向被基督教当作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其基本观点是认为，为生育是可以允许的，正当的；为了快乐是不可允许的，不正当的。这一观点及其理由是由奥古斯丁在《婚姻与性欲》一书中表达出来的，他的观点后来成为天主教的教义。这种观点认为：虽然结婚是好的，但是通过性欲而出生的人本身带来了原罪。在奥古斯丁的定义中，性欲就是“强烈的欲望”，其中包含有性交的“发热”和“混乱的色欲”的意思；在性兴奋和性高潮中含有淫荡、性爱和快乐成分。奥古斯丁通过诅咒性欲，抨击了性冲动的要害。他谴责任何为了满足色欲的性行为，认为这种行为是可耻的；他认为不是为生育的性生活包括避孕是特别罪恶的，因为这种性交纯粹是为了满足色欲。他指出，就连厚颜无耻的人也把性欲的满足看作害羞之事，羞于被人看见。由此他得出结论：我认为性交所伴随的害羞就是原罪的惩罚。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转引自凯查杜里安，第612一613页）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避孕和非生殖性的性行为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们没有达到生殖的目的。
这种观点也是逐步形成的，并非一直如此。弗洛伊德将这一观点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与性本能的发展史相呼应的，我们也可以试图把文化的发展过程区分作三期：在第一期里，种种不能导致生育的性行为方式，也能自由自在地去做。到了第二期，除了能达成生育的那一种，所有其他满足性欲的方法都将被压制。然后是第三期，这时便只有”合法的“生育才能是性目标了。我们目前”文明的“性道德便是这第三期的代表。
（弗洛伊德，第171页）
即使在西方，基督教的反性快乐观念并未完全一统天下，例如，在17世纪的英国，就有一个主张以快乐为性的目的的异教团体，这个团体宣称：“对于纯洁者来说一切皆纯。”他们认为，如果上帝不愿人去做性这件事，并在做这事的过程中得到享受，他就不会令性行为导致快感。这个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