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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童，您比较得意的有哪些戏？
郑传鉴：我常和俞先生配戏，像《荆钗记·见娘》。这是一个所谓“三脚撑”的戏，每次扮演王老安的是华传浩或是徐凌云，扮演李成的都是我。这个戏要求三位演员配合紧凑，才见精彩，如果一人稍弱，便会减色，我和他们合作都是极有默契的。
白先勇： 昆曲代代薪传，有些戏如果老师傅没有及时传下来，就永远失传了。比如说《疗妒羹·题曲》本来能演的就很少，现在独得真传的只有姚传芗老先生。请问姚老先生，您是怎么学得这些独门绝活的？
姚传芗：我们昆剧演员如果能转益多师，技艺将会有很大的提升。我当年出科的时候唯有钱宝卿老先生一人尚会《题曲》，我在病榻前跟他学《题曲》，成为独传，但亦极少再演。后来我重新整理，教给了浙江昆剧团“盛”字辈的演员王奉梅，她曾在会演中演出受到好评。《寻梦》也是钱宝卿教我的，南京的张继青又经过我的指导，现在这些中年演员也会《寻梦》及《题曲》了。
白先勇：这次“浙昆”来台，要在国家剧院连演六场，共演出二十五出折子戏。“浙昆”的当家花旦王奉梅女士也随“传”字辈老人先行抵台，请教王女士，“浙昆”最拿手的有哪些好戏呢？
王奉梅：我们这次带来的戏都很精彩，如果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汪世瑜的《拾画·叫画》及《亭会》，林为林的《界牌关》，还有我的《折柳阳关》及《题曲》。《拾画·叫画》是汪世瑜的拿手好戏之一，也是昆曲小生“三独戏”之一，戏很冷，很难演得好。这是一出独角戏，完全要用艺术魅力征服观众。汪世瑜擅演巾生，扇子功等得周传瑛老师的真传。我们这一次能到台湾演出，真是无限的高兴，我们没想到这里爱好昆曲的朋友这么多，文化水平也比大陆高出很多，这对我们鼓舞真是太大了。大陆最近这几年拼命朝经济发展，文化艺术已吸引不了年轻人，大家都是“向钱看”，这些高水平的艺术已渐渐失去了地盘，公家机构也没有太在意积极补助或培植。我们剧团演出时观众常常不到五成，有时甚至更少。戏曲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昆剧的生命必牵系于舞台和观众，观众人数急遽地减少，是我们最大的担忧之一。我是在一九五八年从浙江戏剧学校招收到“浙昆”的，当时十三岁，坐科六年，一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蓄意迫害昆剧，几乎使昆剧绝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迫改唱越剧，但我心心念念的还是昆剧。
“浙昆”在一九七七年恢复后，我就立刻归队，“浙昆”这几年培植了不少新的人才，像林为林、陶铁斧、张志红等。林为林有“浙江第一腿”之称，《界牌关》是他的拿手绝活。“浙昆”保存的传统剧目非常多，像明朝汤显祖《紫钗记》的《折柳阳关》，明朝吴炳《疗妒羹》的《题曲》及汤显祖《牡丹亭》的《拾画·叫画》等，历代剧作家的心血精华我们都竭力保存。
白先勇： 我从资料上知道，在清末“全福班”及稍后的“昆曲传习所”，他们能演出的剧目大约有四百三十二出折子戏，但我听“浙昆”的张世铮说，现在演员能演的、还有经常演出的，已经不到两百出了。能保存的戏码急遽递减，而老师傅也逐渐凋谢，像汪世瑜、王奉梅、华文漪、蔡正仁、张继青他们这一辈受到俞振飞、周传瑛、朱传茗等“传”字辈老人的熏陶，能得到最完整的训练，但在他们之后就很难有这样的师资了。希望我们能让这些优秀的演员有更多的演出机会，文化及教育当局能与他们合作；或者教导学生薪传昆曲的火种，或者留下完整演出的录像带，做一份最完整的昆剧资料，这些都是非常迫切的工作。宋词、元杂剧的唱法都已失传了，如果昆剧不及时抢救，也会在我们手上消失。前几年我到南京讲学，遇到名剧作家陈白尘老先生，他就非常激动地说：“大学生以不看昆剧为耻。”
的确，昆剧更应该像日本的能剧那样受到保护和重视；希望这次浙江昆剧团来访，我们除了听曲看戏外，能更进一步地认识昆剧在我国文化上深层的意义，及早动手抢救这些祖宗宝贵的文化遗产。
姚白芳 记录整理
原刊于1993年12月26日《联合报·副刊》
第4章 白先勇说昆曲（一）
一
很小的时候我在上海看过一次昆曲，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梅兰芳回国首次公演，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美琪是上海首轮戏院，平日专门放映西片，梅兰芳在美琪演昆曲是个例外。抗战八年，梅兰芳避走香港留上胡子，不肯演戏给日本人看，所以那次他回上海公演特别轰动，据说黑市票卖到了一条黄金一张。观众崇拜梅大师的艺术，恐怕也带着些爱国情绪，景仰他的气节，抗战刚胜利，大家还很容易激动。梅兰芳一向以演京戏为主，昆曲偶尔为之，那次的戏码却全是昆曲：《思凡》、《刺虎》、《断桥》、《游园惊梦》。很多年后昆曲大师俞振飞亲口讲给我听，原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有唱戏，对自己的嗓子没有太大把握，皮黄戏调门高，他怕唱不上去，俞振飞建议他先唱昆曲，因为昆曲的调门比较低，于是才有俞梅珠联璧合在美琪大戏院的空前盛大演出。我随家人去看的，恰巧就是《游园惊梦》。从此我便与昆曲，尤其是《牡丹亭》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并不懂戏，可是《游园》中【皂罗袍】那一段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调，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致许多年后，一听到这段音乐的笙箫管笛悠然扬起，就不禁怦然心动。
第二次在上海再看昆曲，那要等到四十年后的事了。一九八七年我重返上海，恰好赶上“上昆”演出《长生殿》的最后一场。“上昆”刚排好《长生殿》三个多小时的版本，由蔡正仁、华文漪分饰唐明皇与杨贵妃。戏一演完，我纵身起立，拍掌喝彩，直到其他观众都已散去，我仍痴立不舍离开。“上昆”表演固然精彩，但最令我激动不已的是，我看到了昆曲──这项中国最精美、最雅致的传统戏剧艺术，竟然在遭罹过“文革”这场大浩劫后，还能浴火重生，在舞台上大放光芒。当时那一种感动，非比寻常，我感到经历一场母体文化的重新洗礼，民族精神文明的再次皈依。大唐盛世，天宝兴亡，一时呈现眼前。文学上的联想也一下子牵系上杜甫的《哀江头》、白居易的《长恨歌》：“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到乐队吹奏起【春江花月夜】的时刻，真是到了令人“情何以堪”的地步。
从前看《红楼梦》，元妃省亲，点了四出戏：《家宴》、《乞巧》、《仙缘》、《离魂》，后来发觉原来这些都是昆曲，而且来自当时流行的传奇本子：《一捧雪》、《长生殿》、《邯郸梦》，还有《牡丹亭》。曹雪芹成书于乾隆年间，正是昆曲鼎盛之时，上自公卿贵族如贾府，下至市井小民，对昆曲的热爱，由南到北，举国若狂。苏州是明清两代的昆曲中心，万历年间，单苏州一郡的职业演员已达数千之众，难怪贾府为了元妃省亲会到姑苏去买一班唱戏的女孩子回来。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记载了每年苏州虎丘山中秋夜曲会大比赛的盛况，与会者上千，喝彩声雷动，热闹非凡。当时昆曲清唱是个全民运动，大概跟我们现在台湾唱卡拉OK一样盛行，可见得中国人也曾是一个爱音乐爱唱歌的民族。由明万历到清乾嘉之间，昆曲独霸中国剧坛，足足兴盛了两百年，其流传之广，历时之久，非其他剧种可望其项背。而又因为数甚众的上层文人投入剧作，将昆曲提升为“雅部”，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精致艺术。与元杂剧不同，明清传奇的作者倒有不少是进士及第，做大官的。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写过传奇《续琵琶》，可见得当时士大夫阶级写剧本还是一件雅事。明清的传奇作家有七百余人，作品近两千种，留存下来的也有六百多，数量相当惊人，其中名著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早已成为文学经典。但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昆曲曾经深入民间，影响我国文化如此之巨，这样精美的表演艺术，到了民国初年竟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