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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前来。他是柏林有名的眼耳鼻喉专家，１９３５年曾给元首的喉咙动过手术。由于这位
教授不在家，只好从邻近一家陆军医院请个眼耳鼻喉专家来。他是埃文·吉辛医生，在自己
开业前曾在埃肯教授的医疗室工作过两年，医术也颇高明。吉辛医生发现，元首的耳膜已经
破裂，内耳也受到破坏。但，他说，如果中耳不发炎，情况就不会变得很严重。
正在此时，莫雷尔医生气呼呼地来了。在尖锐地斥责吉辛，说他未首先向他报到，生硬
地对他说，“一个军官只能向他的上级报到，而不是向一名文官报到。”希特勒虽然听不太
清楚他们在吵什么，却注意到了莫雷尔的怒气。“得啦，我亲爱的教授，别再吵啦”，他抚
慰着。“吉辛当过范·埃肯的助手，他告诉我，如果流血不止，明天他便给我施个小手术，
灸灸耳膜。”莫雷尔先生说要打一支止血针，却又不太愿意派人去柏林取药，因为药方是他
的对手开的。
希特勒虽然坚信他的右耳再也听不到东西了，但他的情绪还相当不错。他还像鸡吃食似
的用打字机给“小丫头”写信——这是他对爱娃·勃劳恩的爱称。这封信还有被炸后的兵营
的一幅草图。他告诉她，他很好，只是有点累。“我希望能早日回来，把我交给你，好让我
休息休息。我非常需要安静。”
她立刻回了信（用的是有她的姓名之第一个字母组成图案的信纸），说她很是忧郁。”
得悉你险遭暗算，我痛不欲生。”
她声言，如他身遭不测，她就活不下去。“从我们初遇时起，我就立誓跟随你走遍天涯
海角，即使死后也是如此。你知道，我的整个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爱你。”
７月２３日，盖世太保的调查人员偶然在一间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发现了不少日记，证
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及其他重要官员与此次政变有关。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以及前经济部长沙
希特被捕。开始时，希特勒怎么也不相信，如此高级的人物——且又如此众多！——竟会与
政变有关。他原以为只有一小撮卖国者；上述发现无疑是对他这个信念的一个打击，而他也
因此受到伤害。“我生活中充满了忧愁，是如此沉重”，他对特劳德尔·容格说，“只有一
死才能解脱。”另一个秘书听见他在斥责自己的爱犬，原因是它不听话：“看我，看我的眼
睛。你是否像我的将军们一样，也是个叛徒？”
次日上午，他在形势分析会上宣布，英国人支持过施道芬堡，他试图让听众相信，搞阴
谋的人并不是很多。“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宣布，军官团的绝大部分人都与这些猪猡们无关
。”应在报上强调，本德勒大街的指挥官们，拒绝与一小撮叛徒同流合污，当场处决了４名
叛徒。“我太像是个心理学家了”，他说，“居然看不到有一只神手，在对我们最有利的时
刻，把身上带着炸弹的人引到这里来。如果我和所有人员都被炸死，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呢。”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戈培尔向全国发表了广播演说。这篇讲话很精彩，既激烈地指出此
次事件的教训，又激动人心。
他把施道芬堡描述成一个魔王，跟他走的不过是一小撮军官而已，根本不能代表整个陆
军。他攻击施道芬堡，说他与西方盟国勾结，共同密谋。他举出４条证据：在他们的报纸中
，不断提到有一群德国将军在反对希特勒；使用了一枚英制炸弹；施道芬堡与英国贵族的关
系；在炸弹爆炸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伦敦报界希望德国不日便将垮台。
向地方长官作的报告表明，戈培尔的宣传有效地动员了人民。例如，在不伦瑞克的一家
医院里，病人们自发地将元首的每幅画像都饰以鲜花。在许多城市里还组织了表忠游行。
在中学里，教师们对学生们说，此次谋反解释了德国为何会在非洲和俄国在军事上失利
的原因；是叛逆们在捣乱，使元首的命令达不到各师。
７月２５日，范·埃肯医生从柏林前来，受到了元首的热烈欢迎。元首自己预言，由于
有着诸多烦恼，他“只能再活２至３年”。只有一点值得欣慰：到那时，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余下的工作可由别人继续去做了。他痛苦地坐在椅子上，详细地诉说了他的症状。
具有良好记忆力并为此感到自豪的吉辛医生，偷偷地将希特勒的话全记在一个黄色的袖
珍日历上。为了不使别人看懂他的笔记，他用暗语书写，用了拉丁文，还用了只有自己能懂
的符号。范·埃肯教授证实，吉辛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是正确的。但元首拒绝最少卧床一
周的建议。“你们预谋好了，要把我变成病人！”
次日，希特勒向吉辛诉说，他的左耳依然内出血，要他再灸一下——不管有多痛苦。”
我已不觉得痛了”，他想了想后说，“痛苦能使人变得坚强。”一分钟后，他便证明了这点
：有个副官送来了关于暗杀事件的报告。“是呀”，他一边翻阅一边说。“真没想到赫尔道
夫竟是这样一个流氓。”他发誓“要将那些叛徒斩草除根”，还骂施道芬堡是个懦夫。“至
少他也要有提着他那个手提箱站在我身旁的勇气。用子弹结果他，这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两天后，希特勒自诉失眠。吉辛建议，取消每晚的茶会；希特勒回答说，他已试过了，
更难睡着。“我得先放松一下，谈谈别的事情。不然，我面前还会出现总参谋部的那些地图
，我的脑子还在不断活动。我得花上几个小时才能消除这些幻影。如果把灯开着，我可把每
个集团军的准确位置标出来。我知道每个师的位置在哪里——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下去
，直到我入睡，但这已是五六点钟了。我知道这对我的健康不利，但这个习惯我又改不了。”
（８）
炸弹爆炸后次日，希特勒撤换了抱病的总参谋长蔡茨勒。换上来的是曾因意见与他不合
被他从前线发配走的古德里安。当这个在陆军中也许是最受尊重的机械化专家来到拉斯登堡
走马上任时，他发现陆军总司令部的各办公室几乎空空如也。蔡茨勒已在半丢脸的情况下走
了。豪辛格也不在了。许多部门的头头都已被盖世太保撤换。
古德里安上任后首先要完成的一项任务，是公布一项表忠令并向希特勒保证，“将领们
将团结一致，军官团也团结一致，陆军官兵团结一致。”一星期后，古德里安走得更远了；
他令总参的每个军官都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兼军官，“要根据元首的主义，积极地对
青年指挥员进行政治教育。”凡不服从此令的军官必须立即申请调动。没有不服从者。于是
，１９３３年开始组建的这支精锐的部队屈服了，得了个堕落的结局。
此时，诺曼底滩头的西翼遭到美军坦克的猛烈进攻，西线已濒临崩溃。７月３０日黄昏
，为争夺阿弗朗什小道，美德两国坦克发生了一场恶战，——阿弗朗什小道是美军突破后进
入法国空旷地带必经之地。瓦尔利蒙等人要求立刻从法国撤退，但约德尔却向元首递交了一
份命令草案，要求“在可能情况下，从海岸撤离”。
次日傍晚，美军的坦克已涌进了阿弗朗什小道。希特勒想赶赴西线亲自指挥，但吉辛和
埃肯两人都禁止他乘飞机。由于医生们只允许他在“狼穴”活动，对乔治·巴顿的６师大军
开进阿弗朗什一筹莫展。对法国的命运因而已成定局，他也无可奈何。然而，这仅是他诸多
忧患之一。８月１日，３．５万名装备极劣的波兰军（各种年龄的都有）向华沙的德国驻军
发动猛攻；次日，土耳其与帝国断绝外交关系。
他竭力将这些烦忧置之脑后。８月２日，他扮演了初次学医的学生的角色。他向吉辛医
生提了许许多多有关内耳的问题，接着便穿起外科医生的白大褂，脑门上挂着一面镜子，专
心致志地观看林格的右耳。他什么也看不到。他又看了看，还是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吉辛
便建议他用电镜。“呀！”他惊奇地喊道，“我看见东西了……我看到了一条淡黄色的线，
很清楚；那大概是人人皆知的耳膜。”他让林格转过身去，把矫光器塞进他的左耳。他入了
迷，用音叉和秒表去测试林格的听力。“你知道，医生”，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年轻
时老想当医生。不过呢，我有了别的职业，才醒悟到我的真正使命是什么。”吉辛刚走，希
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