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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颜色，动作像体操运动员一样灵活，比起那些苍白的、被室内的空气像鲜鱼一样风干了的、穿着漂亮的年轻店员——他们跟我一样每个星期天都在哈伦湖和昏德凯勒的舞厅里寻找猎物—一我总能轻易得手。一会儿是一个长着麦草一样金发、皮肤雪白的来自麦克伦堡的使女，就在她回家休假之前，刚刚跳完了舞，就被拖进了我的房间；一会儿是一个好动的、来自波兹南的小个儿犹太女人，是在蒂茨附近卖长袜的——大部分是便宜的猎物，轻易地到手又很快地转手给同学们了。但在这种轻松得出奇的获取中，这个昨天还畏畏缩缩的中学生总感到一种令人陶醉的惊诧。这些轻易的成功助长了我的鲁莽，渐渐地，我把街道仅仅看成这种完全不加选择的，只是更需运动的冒险的狩猎场。有一次，我追逐一个漂亮姑娘来到菩提树下大街——真是凑巧，经过大学门前，一想到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跨过这令人起敬的门槛了，我不禁大笑起来。我跟一个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傲慢地走了进去；我们只把门推开～点，看到（这效果无比可笑）一百五十个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的人，仿佛在跟着一个狂热的“白胡子”祈祷。我重又把门关上，让那污浊的、滔滔不绝的小溪漫过勤奋学生的双肩，傲慢地与那个伙伴一起走了出来，回到阳光明媚的林荫道上。有时我不禁想，再没有哪个年轻人比我在那几个月里更愚蠢地虚掷时光了，我没读过一本书，肯定没说过一句正经话，没进行过真正的思考——我本能地回避一切高雅的社交活动，只是为了让已经虚弱的身体更强烈地感受到新鲜的、一直被禁止的东西的浸债。现在这种自作自受、浪费时光的作践或许是每个强壮的、思想被解除禁烟的青年人的特征——但我特别的痴迷却使这种懒散放荡变得危险，如果不是一个偶然扼制了这种内心的堕落，我一定会变得吊儿郎当或至少堕入一种感情的麻木之中。
这个偶然——今天我感激地称它为一个幸运的偶然——就是我父亲意外地被召到柏林参加一个为期一天的校长会议。作为职业教育家地利用这个机会，对我的所作所为来了一个突击检查，给还蒙在鼓里的我来一个惊讶。他的这次突袭获得圆满成功。像往常～样，晚间，在我位于柏林北部的房租低廉的学生宿舍里——房门对着隔着布帘子的女房东的厨房——
一个姑娘正对我作最亲密的拜访。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我以为是一个同学，就不情愿地嘟嘟响吹地答道：“我现在不能跟你说话。”但在一个短暂的；同歇之后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一次、两次，然后带着听得出来的不耐烦又敲了第三次。我气冲冲地套上裤子，想把这个讨厌的打扰者彻底打发掉，就这样，我半敞着怀，耷拉着裤子的吊带，赤着脚，拉开了；＊，我一下子就像太阳穴上挨了一拳．在前厅的昏暗之中认出了父亲的身影。在黑影中，我从他的脸上几乎只能看到眼镜片在反光。但这个轮廓就足以使我已到口边的话像一个尖硬的鱼刺一样长在喉咙里：我一时惊呆了。然后我不得不恳求他——可怕的时刻——到厨房里等几分钟，让我把房间整理一下。正如所说的那样，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我感觉到他明白了。他沉默着，克制着自己，没有与我握手，带着厌恶的表情走到厨房帘子后面，这些使我感觉到他已经明白了一切。在厨房里，这个老人不得不站在冒着咖啡和萝卜气味的铁炉子前等了十分钟，对他对我都很屈辱的十分钟，直到我把那个姑娘撵下床穿上衣服，从这个不情愿地偷听的人身边溜出房间。他一定听见了她的脚步声，她快步溜走时带动的气流把布帘的沼相高高掀起。
但我仍然不能把这个老人从那个屈辱的藏身之地唤出来：床上明显的凌乱，得首先清理一下。
然后我才——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样羞愧过——来到他面前。
我父亲在这尴尬的时候很镇静，直到今天我内心都因此对他充满感激。每当我回忆起这个早已谢世的人，我总不愿从学生的角度去看他，不愿把他只当成改错机器，当成一味吹毛求疵的学究去蔑视他，我总是回想起他在这最有人情味的时刻的形象，在这一时刻，这个老人充满厌恶却又克制着自己，一言不发地走进我闷热的房间。他把帽子和手套拿在手里，不自觉地想放下它们，但又突然露出一种恶心的表情，好像不愿让他身体的任何部分与这污秽的地方发生接触。我给他搬来一把椅子请他坐下；他没有做声，仅仅做了一个轻蔑的动作，表示他不愿与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东西发生联系。
他冷冰冰地背着身站了几秒钟以后，终于把眼镜取下，不厌其烦地擦着，我知道，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尴尬；我不会忘记，老人重新戴上眼镜的时候怎样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在我面前他觉得羞愧，在他面前我也感到羞愧，两人都找不到话说。我暗自担心，他会开始一场计D话，用那种我从小学起就憎恨、嘲讽的带喉音的声调开始讨好式的谈心。但是——一今天我还在为此感激他—一老人沉默着，避免看我。终于，他走到放着我的课本的摇摇晃晃的书架那儿，翻开那些书—一他看了第一眼就已经确定，这些书大部分都没有碰过。“你的课堂笔记，”这个命令是他的第一句话。我哆哆嚷嘻地把本子递给他，还记得那些速写的记录只有仅仅一堂课的内容。他极快地翻阅了两页，不带一丝激动的迹象，把本子放到了桌子上。然后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严肃地。不带任何责备地看着我，问道：“现在，你对这一切怎么想？该怎么办？”
这个平静的问题将我击倒在地，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他要是骂我，我就可以骄横地大发雷霆，他要是语重心长地告诫我，我就可以嘲讽他。但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使我的顽固缴了械：这个严肃的问题要求严肃对待，它无奈的平静要求我尊重它，心甘情愿地解决它。
我当时回答了什么，现在我几乎不敢回想，还有紧接着的整个的谈话，我今天仍不愿写下来：
有一种突然的震动，一种人心的狂澜，重述可能听起来会有些感伤，某些话无比真实，是一些只能在私下交谈的话，是从不期而来的感情骚动中冲出来的。这是我那时和父亲进行的唯—一次真正的谈话，我毫不犹豫地甘受屈辱，把所有的决定权都交在他的手上，而他只是向我建议，离开柏林，下个学期到一个小的大学学习，他确信，他用近乎安慰的口吻说道，我会从现在起尽力把失去的东西弥补回来。他的信赖使我震撼，在这一瞬间，我感到我年轻时对这个拘泥于冰冷的形式的老人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公正。为了不让热泪夺眶而出，我不得不紧咬着嘴唇。他也一定有着同样的感受，因为他突然向我伸出手，颤抖着握了一下我的手，匆匆地走了出去。我不敢跟着他，不安而又迷们地呆立在那里，用手绢拭掉嘴唇上的血：
为了战胜我的感情，我把牙深深地咬进了嘴唇里。这是我这个十九岁的人所受的第一次震动—一它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在三个月中用幼稚的男子汉风度、大学生派头和自负搭起来的纸牌房子摧毁。我的意志受到了挑战，我觉得自己足够坚强，可以放弃所有低级的享受，我急不可耐地想在思想领域尝试一下曾被浪费的力量，于是产生了对严肃、清醒、驯服和严格的贪婪欲望，这段时间我像个苦行僧一样投身到学习之中，当然对科学之中等待我的迷醉还一无所知，更没想到，在更高级的精神世界中也给狂热的人准备好了艰难和险阻。
我在父亲的同意下，为第二个学期选择了一个位于德国中部的外省小城。它在学术上远播的声望和大学周围七零八落的房子极不协调。我把行李先放在车站上，然后没费什么周折就从那儿一路打听到了学校，在这座古老的、宽敞的建筑里我马上感觉到，在这儿，一个小团体结合在一起不知要比在柏林那个“鸽棚”里快多少倍。不到两个钟头我就办好了注册手续，拜访了大部分教授，只有我的教授——英语语文学的老师我还不能马上见到他，但人们指点我说，我可以在下午四点左右的讨论课上见到他。
我被急不可耐的心情驱使着，一个小时也不愿浪费，像从前逃避科学一样，同样热情地向科学进军，我匆匆地绕着这个比柏林更麻醉沉睡的小城走了一圈以后，四点钟准时到了指定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