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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了东西，如果不留下来吃晚饭就快走，我受不了你。”甘蒂说着就眼湿，眼湿了就骂人。
我笑着又亲了一下她，跑到她厨房里拿了一个面包，捞了一条香肠，上车就走。
回到家里，四周望了一望，除了家具之外光是书籍，就占了整整九个大大小小的书架，西班牙文的只有十分之二，其它全是中文的。当年，这些书怎么来的都不能去想，那是爸爸和两个弟弟加上朋友们数十趟邮局的辛苦，才飘洋过海来的。
除了书籍，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珍品，我舍得下吗？它们太大了，带着回台湾才叫想不开，“妈的，当做死了。”我啃一口面包夹香肠，对着这个艺术之家骂了一句粗话，打开冰箱，对着瓶子喝它一大口葡萄酒，然后坐在沙发上发呆。
夜深了，电话又响，我去接，那边是木匠拉蒙。“有没有事情要帮忙？”他说。
“有，明天晚上来一次，运木材的那辆车子开来，把我的摩托车拿走，免得别人先来讨去了。”
“你要卖给我？”“什么人卖给你？送啦！”“那我不要。”“不要算了。要不要？快讲！”“好啦！”
车是荷西的，当时爸爸妈妈去加纳利群岛——摩托车是我一向不肯买的东西，怕他骑了去玩命。结果荷西跟爸爸告状，爸爸宠他，就得了一辆车，岳父和半子一有了车，两个人就去飞驰，顽皮得妈妈和我好担心。车子骑了不到一个月，荷西永远走了。后来我一个人住，也去存心玩命，骑了好多次都没出事。这一回，是拉蒙接下了手。
第二天深夜，拉蒙来了，在车房里，我帮他推摩托车，将车横摆在他的小货车里。这时，突然看见了车房内放杂物的大长柜子，我打开来一扇橱门，一看里面的东西，快速把门砰一声关上，人去靠在门上。
“拉蒙——”我喊木匠，在车房黯淡的灯光下，我用手敲敲身后的门。
“这个柜子里的东西，我不能看，你过来——”说着我让开了，站得远远的。
门开了，拉蒙手上握着的，是一把阴森森的射鱼枪——荷西死时最后一刻握着的东西。
“我到客厅去，你，把里面一切的东西都清掉，我说‘一切的潜水用器’，你不必跟我来讲再见，理清楚了，把门带上，我们再打电话。今天晚上，不必叫我来看你拿走了什么”“这批潜水器材好贵的，你要送给我？”
“你神经是不是？木头木脑不晓得我的心是不是？不跟你讲话——”说着我奔过大院子跑到客厅去。我坐在黑暗里，听见拉蒙来敲玻璃门，我不能理他。
“陈姐姐，来——亲——一——个——。”
街那边的南施用中文狂喊着向我跑，我伸出了手臂也向她拚命的跑，两个人都喊着中文，在街上，拥抱着，像西班牙人一样的亲着脸颊，拉着手又叫又跳。
南施是我亲爱的中国妹妹，她跟着父母多年前就来到了岛上，经营着一家港口名气好大的中国餐馆。南施新婚不到一个月，嫁给了小强；那个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又酷爱历史的中国同胞，可惜我没能赶上他们的婚礼。“那你现在是什么太太了？”我大喊。
“钟太太呀！可是大家还是叫我南施。”
我们拉着手跑到南施父母的餐馆里去，张妈妈见了我也是紧紧的拥抱着。在这个小岛上，中国同胞大半经营餐旅业，大家情感很亲密，不是一盘散沙。
“南燕呢？”问起南施的妹妹，才知南燕正去了台湾，参加救国团的夏令营去了。
“三年没有消息，想死你了，都不来信。”张妈妈笑得那么慈爱，像极了我的母亲。我缠在她身上不肯坐下来。“房子卖了。”我亲一下张妈妈。才说。
“那你回台湾去就不回来了。”南施一面给我倒茶水一面说。
“不回来对你最好，‘所有的书’——中文的，都给你。”知道南施是个书痴，笑着睇了她一眼。
南施当然知道我的藏书。以前，她太有分寸，要借也不敢借的，这一回我说中文书是她的了，她掐住小强的手臂像要把小强掐断手一样欣喜若狂。
“那么多书——全是我的了？”南施做梦似的恍惚一笑。我为着她的快乐，自己也乐得眼眶发热。
张伯伯说：“那怎么好，那怎么好？太贵重了，太贵重了——”
我看着这可亲可敬的一家人，想到他们身在海外那么多年，尚且如此看重中国的书籍，那种渴慕之心，使我恨不能再有更多的书留下来送给他们。
那天中午，当然在张伯伯的餐馆午饭，张伯伯说这一顿不算数，下一次要拿大海碗的鱼翅给我当面条来吃个够。
城内的朋友不止中国同胞，我的女友法蒂玛，接受了全部的西班牙文的书籍和一些小瓶小碗加上许许多多荷西自己做框的图画。
“你不难过吗？书上还有荷西的字迹？”法蒂玛摸摸书，用着她那含悲的大眼睛凝望着我。
我不能回答，拿了一支烟出来，却点不着火柴，法蒂玛拍一下用她的打火机点好一支烟递上来。我们对笑了一笑，然后不说话，就坐在向海的咖啡座上，看落日往海里跌进去。“想你们，怎么老不在家？回来时无论多晚都来按我的门铃，等着。ECHO。”
把这张字条塞进十九号邻居的门缝里，怕海风吹掉，又用胶带横贴了一道。
我住二十一号。
我的紧邻，岛上最大的“邮政银行”的总经理夫妇是极有爱心的一对朋友，他们爱音乐，更爱书籍。家，是在布置上跟我最相近的，我们不止感情好，古文化上最最谈得来的也是他们。假日他们绝对不应酬的，常常三个人深谈到天亮，才依依不舍的各自去睡。这一趟回来总也找不着人，才留了条子。
那个留了字条的黄昏，玛利路斯把我的门铃按得好像救火车，我奔出去，她也不叫我锁门，拉了我往她的家里跑，喊着：“快来！克里斯多巴在开香槟等你。”
一步跨进去，那个男主人克里斯多巴的香槟酒塞好像配音似的，波一下给弹到天花板上去。
我们两家都是两层楼的房子，亲近的朋友来了总是坐楼下起居室，这回当然不例外。
“对不起，我们不喜欢写——信。”举杯时三个人一起叫着，笑出满腔的幸福。他们没有孩子，结婚快二十年了，一样开开心心的。
谈到深夜四点多，谈到我的走。谈到这个很对的选择，他们真心替我欢喜着。
“记不记得那一年我新寡？晚上九点多停电了，才一停，你们就来拍门，一定拉我出去吃馆子，不肯我一个人在家守着黑？”我问。
“那是应该的，还提这些做什么？”玛利路斯立刻把话拨开去。
“我欠你们很多，真的；如果不是你们，还有甘蒂一家，那第一年我会疯掉。”
“好啦！你自己讨人喜欢就不讲了？天下孀妇那么多，我们又不是专门安慰人的机构——。”玛利路斯笑起来，抽了一张化妆纸递过来，我也笑了，笑着笑着又去擤鼻涕。“我走了，先别关门，马上就回来——”我看了看钟，一下子抽身跑了。
再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身上斜背了好长一个奈及利亚的大木琴，两手夹了三个半人高的达荷美的羊皮鼓，走不到门口就喊：“快来接呀——抬不动了，克里斯多巴——”
他们夫妇跑出来接，克里斯多上是个乐器狂，他们家里有钢琴、电子琴，吉他、小提琴，大提琴、笛子、喇叭，还有一支黑管加萨克斯风。
“这些乐器都给你们。”我喊着。
“我们保管？”“不是，是给你们，永远给的。”
“买好不好？”“不好。”“送的？”“对！”“我们就是没有鼓。”克里斯多巴眼睛发出了喜悦的闪光，将一个鼓往双脚里一夹，有板有眼的拍打起来。“谢了！”玛利路斯上来亲我一下，我去亲克里斯多巴一下，他把脸凑过来给我亲，手里还是砰砰的敲。“晚安！”我喊着。“晚安！明天再来讲话。”他们喊着。我跑了几步，回到家中去，那边的鼓声好似传递着消息似的在叫我：“明天见！明天见！”
没有睡多久，清早的门铃响了三下，我披了晨衣在夏日微凉的早晨去开门，门口站着的是我以前帮忙打扫的妇人露西亚。
“呀——”我轻叫了起来，把脸颊凑上去给她亲吻。露西亚并不老，可是因为生了十一个孩子，牙齿都掉了。
当初并没有请人打扫的念头，因我太爱清洁，别人无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