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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亲。”科通艰难地掌握住自己，“最亲近的亲戚。几乎是亲爸。他再没有别人了。我这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国外出门来看望他……加里娜·谢尔盖耶芙娜，那是什么时候把他抓走的？”
“大约一小时前。”女邻居伤心地叹口气说，“我在窗口看着看着……你的亲戚真是好邻居，又有礼貌又热诚！每次看到我，总是先问我好。您认为这两伙流氓是什么人，或许他们中间有干警察的？……”
人们都说，老年是一生中最糟心的时期，盐分沉积、季节交替前关节疼痛、剩余的牙齿和头发不断脱落、胃灼热，上空始终是灰色阴暗的，下着蒙蒙细雨，翻来覆去抱怨天气，抱怨自然界，抱怨邮递员不按时送来退休金，抱怨孙子无赖，在壁炉边说着老年人的废话……
这一切都不正确。尤其是关节炎、盐分沉积和胃灼热，随时可以到克里姆林宫内部门诊部治疗，自己的牙齿可以免费或者以优惠价更换成永久性的瓷牙，莫斯科的汞雨随时都可以换为加里福尼亚或巴哈马的晴朗蓝天。
孙子们已在国外学习一年多了，一个在牛津，另一个在耶鲁，虽然自己有六十岁了，通常该退休了，但是离引退还远着呢。
高个、头发斑白、外表庄严的男子为自己的想法温和地微笑着，走到窗前向外张望。石砌的河岸，莫斯科著名的斯大林高地，那里只住着科学院士、人民演员、金融家、银行家，还有政治贵族的代表，从这里看到的景色是最有权势的，窗户外停着富丽堂皇的轿车，欢乐的莫斯科河，河上驶着游艇，克里姆林宫上空闪烁着宝石五角星。
科捷利尼切斯卡亚房舍的住户无疑都是属于克里姆林宫机构的。这个人相当有名气，人们常常听到他的名字，只要一周春几次“时代”节目就可以。
他在古老贵重手工制作的桌子前坐下，又陷入了沉思。思索什么了冷酷无情的现实，生活的平庸？多半是在思索资产阶级的古朴引人和生活的愉快轻松。这样的老年与其说是沉重的负担，不如说是总结和收获果实的年代。
科捷利尼切斯卡亚河岸五居室巨大住宅的主人，完全有根据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错，但愿他是一个思想健全和阅历丰富的人，但是，在莫斯科，谁也看不到这些……他得到的比别人多，哪怕是些中年人，但是思维能力稍差因而分量不太大，成了肤浅的人物。他是有权势的人，对国家发挥一定作用的人。这方面没有什么不体面的。谁在导演别人演戏，就叫导演，谁写剧本，就叫做编剧，谁偷东西，就叫窃贼，而他的任务就是掌握他们，使导演、编剧，甚至盗贼奔忙得有利于这个不起作用的国家……
几个月前，他的老同志，克里姆林宫、鲁比扬卡和瓦尔瓦尔卡都知道他叫检察官，似乎不经意地告诉他一个重要的项目，它有一个又诱人又猥亵的名称：“俄罗斯性亢进剂”。事情大概关系到像“销魂”那样的麻醉剂，但不全一样。对这类东西内行的人们证实，这是一种操纵群众意识的独一无二的物品。服用“俄罗斯性亢进剂”的人，容易接受暗示，因此也容易管理，这在政治经济不稳定的条件下有可以决定一切的作用。何况麻醉剂（还是麻醉剂吗？）对“黑色”市场的试投放，表明它具有着极高投资回收率，投入一美元可以产生千百倍的利润，当然不交什么税。
无论是金融工业界或者是政客们，许许多多人都把大量金钱投资到这个项目。据说，甚至联邦安全机构和内务部的一些高级将领、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简单说就是超级贵族也着了魔。他们不关心谁参与这个项目，关心的只是“利润。”
他也决定投资了，数量还不小。也许比其他的人都多。他毫不担心金钱的命运和项目的成败。检察官做了保证，他具有水晶般诚实人的声誉。而且对他许诺了一定比例的利润，因此会努力操办的。
“我总共可拿到……”掌权人物低声含糊地说，估算着必然得到的利润。
桌子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办公室主人仍旧微笑着拿起听筒。
电话不知是从克里姆林宫，还是从鲁比扬卡或者瓦尔瓦尔卡打来的（高官搞不清楚）。一个办公室小办事员哆嗦结巴地报告有一些送交阁下的绝密文件。
“明天再说吗？”小办事员问。
星期日是休息日，就是说，可以离开国家的职位．离开克里姆林宫舒适的办公室去休息。但是，直觉从未让住宅的主人上过当。他不知为什么想到这些文件和“俄罗斯性亢进剂”有直接关系。
“派通讯员给我送来。”大人物下达命令说，放下听筒。
通讯员大约在二十分钟后到达。他呈上火漆封装的文件袋，请求在一个有纹章的表格上签了名，又祝愿假日愉快后不声不响地走了。
掌权人把文件看了很久，越往下看心情越阴沉，嘴唇咬得发音，穿着绣金拖鞋的腿抽搐发紧，在昂贵的皮沙发里坐不安稳……总算看完了最后一页，慌张地从桌上拿起手帕擦拭满是冷汗的前额。
他得到的消息是可怕的，但更糟的是高官头脑里对它的突然到来毫无准备。生产“俄罗斯性亢进剂”的实验工厂被波兰安全机关无情地摧毁，经纪公司“塔伊尔”被消灭了，而金钱，包括他的和其他投资者（虽然不多，但也够瞧的）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简直是场噩梦，妖术作怪，真想拧一下自己的手掌从梦里醒来，真想时间倒退回去。十分钟以前他还自信心十足，还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不，这不可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从没有发生过……
办公室主人慌忙抓起手机，给检察官打电话，拨了许久，打到办公室、打到家里，拨打手机号码，但是都打不通，没有一个地方接听电话。
放下电话，想了想，又仔细浏览一遍文件，就好像这样可以改变文件的内容。
没有，一切照旧，还是那件可怕的事情。
“钱啊……我的钱啊……”实权人物哑声低语着，又捂住胸口，心脏刺痛起来。眼前浮动着大彩斑，房子出现重影，三个叠影，然后有一段时间失去了知觉。当他恢复知觉的瞬间，立即意识到自己再过一分、二分、三分就要不行了，因为这种折磨人的疼痛简直无法忍受……
他用虚弱的手拨打克里姆林宫门诊部急救室的号码，呼唤医生。
黄色急救车大约在十五分钟后赶到。医生们诊断为心肌梗塞，将衰弱的身体抬到担架上，小心翼翼地推到电梯里。
可是掌权人自己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他那逐渐衰弱的脑中只跳动着两个词：“钱啊……我的钱啊……”
监狱内外
俄罗斯所有的人，从贫困郊区的居民到名声卓著的俱乐部和赌场的常客，从乘坐奔驰汽车且手机不离手的“新俄罗斯人”
到无钱购买地铁票与自动电话硬角币的老人，从肮脏的满身臭味的废品贩子到文静守法的家庭妇女，从艺术工作者到总参谋部的将军，都有犯罪的欲望。要说内务部机构的工作人员，就是那些按常理应该防止官员、家庭妇女、废品贩子、艺术工作者甚至将军犯罪的人，不会有犯罪的欲望，才是令人惊奇和不可思议的。
俄罗斯的警察受到所有人或者几乎所有人怀着兽性憎恨的仇视，这是相当真实的。条子、垃圾、密探．这些远不是“独立居民”对穿制服者使用的全部名称。现在的警察常常和最嚣张的亡命匪徒没有多大差别。
俄罗斯警察和俄罗斯匪徒大多从事同样的活动，向居民勒索金钱和值钱的东西，而且依靠暴力和强权进行勒索。可是，俄罗斯警察还按月拿一次工资，再加上为非作歹的收入，而俄罗斯匪徒就像自由艺术家，只靠自己冒风险挣钱。
但是，他们还相似得出奇……
按照马列主义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国家组织、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共同体。民族学家还会加上共同的民族服装一项。
那么，莫斯科的柳别连茨帮、塔甘帮、多尔戈普罗德内帮、马祖特金帮或奥列霍夫帮为什么不可以看做民族呢？
语言是共同的（盗贼们的黑话），国家组织是君主立宪制（观念起着宪法的作用），大首领或人数不多的首领集团就是君主。
地域范围已确定很久了，按照势力范围划分。经济生活也有各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