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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流动性极强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所依靠的传统壁垒已经无效，单个国家的产业资本如果分兵作战，必将一一被金融资本所吞噬。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金融资本的压力，产业资本为了保全自己和发展自己，必须像金融资本一样实现跨国的重组、融合或者相互持股，这是产业资本取得对抗金融资本的规模优势的唯一出路。
从米塔尔和新日铁的发展过程以及两者的竞争手法来看，可以明显地看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不同的发展逻辑。在金融逻辑下，企业更多地借助于资本市场的兼并重组来实现规模的扩张，企业本身就是交易的对象，因此米塔尔的经营者更加关注分析家和投资者的利益，而不是钢铁本身。而日本的产业资本的代表新日铁，在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完善技术投入，逐步地积累到现在的规模。
新日铁的经营者曾评价米塔尔说，“一个只注重于短期利益的企业是无法持续7年，投入几千亿日元来发展技术的。”的确如此，在高强度钢板技术上，新日铁拥有专利达1038项，而米塔尔仅有可怜的38项，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技术落后的企业，反过来却要兼并技术先进的企业，这尖锐地反映出在全球化资本和产业的矛盾下，日本型技术企业的困局。
这种现象是由两国不同的经济特点决定的。日本虽然是个岛国，但是产业制度却和德国类似，具有明显的大陆国家的特征。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财富是由资本产生的还是由劳动产生的。相对而言，海洋国家更为重视资本，重视商业流通，崇尚交易，重视市场的调节，崇尚自由竞争，财富的分配更倾向于资本。
大陆国家认为劳动创造财富，崇尚劳动，崇尚协作，重视政府的作用，财富的分配倾向于劳动者。因此前者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后者可以称之为人本主义。
日本自古就是一个重视制造的民族。在古代，日本就意识到本土面积狭小，只有制造出精良的物品，才可以通过海外贸易积累财富。比如说日本刀，日本的冶铁和锻刀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但是自宋代日本刀就开始出口中国。虽然日本和英国一样是一个岛国，但是基于重视制造这一民族秉性，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谋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其经济制度、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更多地模仿法国和德国，在政府的作用、资本的运用、产业的组织、财富的分配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大陆国家的特点。
“二战”后，站立在废墟上的日本重新选择了产业和贸易立国的道路。通过所谓“政官财铁三角”——政府、官员和企业的紧密结合，日本政府和企业迅速组织起适合制造业发展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日本奉行市场经济的原则，日本政府并不通过指令对各类市场资源直接配置，但是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市场资源的配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在日本金融制度的设计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战后，日本政府面对美国的压力，设计出一套企业融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而不是以证券股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此外日本政府对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也作出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种种限制，银行被禁止提供全系列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是被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专门提供短期融资的城市银行，专门为产业发展提供长期融资和政策融资的“信托银行”、“长期信用银行”等。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制度限制了股票证券融资的无序、混乱、难以管制等缺点，使日本制造业能够有指导性地从银行获得产业发展所需的宝贵资金。此外，在战前财阀的基础上，日本在战后形成了以主营银行、大型商社、大型制造业为核心，通过交叉持股构成的规模巨大的企业集团，或称财团。
在财团的核心企业之外，依附有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集团包含从金融、原材料、制造到销售的各个环节。这种大企业控制中小企业的制度就是日本特色的“企业系列”制度。企业系列，通过交叉持股将分散的中小企业纳入高度分工、高度综合的生产体系中，形成了金融和产业的完美组合，使日本跳过自由竞争的阶段，快速形成和外国企业相抗衡的企业集团。
从日本的经济制度上看出，在金融和产业的结合中，金融虽然处于核心控制地位，但是其目的却是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服务。在金融和产业交叉持股的环境下，日本企业获得了稳定的经营环境，可以安心地从事技术改进和生产，因此交叉持股是日本保证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制度之一。日本金融和产业的完美结合，仿佛一架造血机，为日本的产业发展和产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资本的地位。
日本交叉持股，并非目前一般人所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日本企业的关系可用战舰来比喻，并不是多艘战舰用铁索连成一个铁索船，而是多艘战舰组成一个舰队。一只军舰受到打击，并不意味着整个舰队就要全军覆灭，恰恰相反，日本金融和产业的交叉持股，企业的股份严重分散，一个企业的危机很难传导到其他企业或者主管银行。
一个企业发生危机以后，经营较好的企业和银行可以展开救助，从而保证整个集团经营的稳定性。美国面对这种制度安排，企望日本企业“一损俱损”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让所有的日本企业陷入危机，形成“俱损”的局面，才能破解这种集群战术，消除日本产业资本增值的威胁。显然，通过经济手段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只能通过非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军事手段和舆论手段。
日本经济之所以陷入危机，根本原因是日元升值造成的金融泡沫所导致的日本制造业和金融业共生关系的解体。可是日元升值并非完全是市场的作用，而是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赤裸裸的政治请求。“二战”结束后，由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军事上美国还是日本的保护国，日本面对美国的要求根本无从拒绝。因此可以说，军事手段是日本不得不吞下金融泡沫的保证。此外，美国强加给日本的不但包括日元升值，还通过强大的舆论工具为日本输入诸如“竞争提升效率”、“国际会计准则”等经济理论和制度。
不同的民族秉性造成了日本重视产业、美国重视资本这样不同的经济制度，可是在扭曲的军事和经济关系下，日本制造业不断创造的财富却以美元债券等形式回流到美国，催生了美国证券市场的繁荣，美国利用高企的股价，利用所谓公允价值、“三角合并”等所谓“国际准则”，反过头来购买日本的企业。相当于日本企业辛辛苦苦生产财富，最终却把企业自身卖给了美国，这是一种军事霸权和强盗金融逻辑下对经济成果的掠夺，也是对劳动创造财富的信念的愚弄。
白银、军舰和牧师，是英国17、18世纪进行殖民扩张的三大武器。同样，金融资本、军事力量和理论工具三位一体，也是支持美国新自由主义进行金融全球化扩张的基本组合。
中国、日本、韩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同属东方精耕细作的农耕民族，“劳动创造财富”是根植于一般大众心底的信仰。欧洲的德国和法国，战后实现历史和解，建立起构筑于诚实货币基础之上的共同体。东南亚各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饱受跨国金融资本的蹂躏，充分认识到建立在虚幻的美元基础上的全球化是如何不可靠。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的金融霸权的本质认识更为深刻，建立亚洲共同体的信念更为坚定。亚洲共同体的出现，必将会是对美国金融霸权的重大打击，因此美国必将不遗余力地予以阻挠，这也是最近美国强调亚洲战略，严厉打压日本“脱欧入亚”的政治派别，培植并控制日本亲美派别，挑起东北亚一系列军事争端的背景所在。
从美国系统性地打开日本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庆幸我国独立自主的军事力量和国家主权对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资本的扩张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更多地反映为超越国家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矛盾。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产业资本和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的面对面的竞争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快速壮大中国产业资本的实力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的竞争，日本产业资本的发展经验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