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寤⒎枪ひ祷⒎铣醒爰ā⒚裰骰筒纱庵饕宓任逶颉５鹿换治母稣剂烨渲杏⒚婪ㄕ剂烨涤械鹿苋丝诘�3/4，还占有鲁尔和莱茵兰等德国工业心脏地带。在苏占区边界内177公里处的柏林也被划分为四个区。苏联要求东西德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解除武装的国家。而美国却要把英美法占领区合并成西德并纳入“马歇尔计划”，还重新武装西德让它成为一个潜在的军事强国。这意味着苏联又将要面对一个随时可能入侵本土的强大敌人。
1948年6月24日，就在西方大国在西德进行货币改革、发行流通新货币的当口，作为西德币制改革的一个回应，第二天苏联就切断了通往西柏林的所有水陆交通和货运，开始对西柏林实行封锁。美英遂派出大量飞机向柏林被困居民空运粮食、燃料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其实，从法理上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有权利从陆地进入西柏林。就像斯大林指出的，美国破坏了德国的统一，使西方失去共管柏林的法理基础，它建议用柏林苏占区的新币代替西区的新币。
美国借此机会推波助澜，运送了大量武器到西德，大肆宣传核恐怖，并有意制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假象以迷惑人心。通过美国媒体的宣传，苏联被妖魔化成试图饿死妇女儿童的残暴国家，形象大受损害。其实苏联最终还是退让了，而美国却毫不妥协。整个冷战期间都是美国完全压倒苏联的态势，现在美国却反而装出一副受害者的形象，以此来妖魔化并遏制苏联，并借苏联来讹诈自己的盟友。
国民党与恶性通胀
凯恩斯曾说过：“据说列宁曾经宣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办法就是损害货币的声誉。政府凭借通货膨胀的连续过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没收其国民的大量财富。它们运用这种方法不但进行没收，而且是随心所欲地没收，在这一过程使许多人陷入贫困时，它实际上使某些人富了。这种任意重置财富的现象不仅影响经济生活的安全，而且使人们对现存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失去了信心。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获得了意外之财，不仅超出了他们应得的份额，而且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和希望，成了‘暴发户’。于是这些人便成了中产阶级的仇恨对象，因为通货膨胀给中产阶级带来的损失并不亚于无产阶级。一般而言，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持久稳定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主要基础；而通货膨胀的不断进行使通货的实际价值波动剧烈，从而使这种信用关系完全被打乱，结果是获取财富的整个过程堕落为全凭时运的赌博行为。列宁当然是正确的。要推翻现存社会基础，没有比损害货币声誉更巧妙更可靠的手段了。这一过程在破坏方面动用了经济规律中的全部隐藏力量，而且是很少有人能够觉察到的。”
在冷战背景下，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很大一个原因便是恶性通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后几年以90％的月平均通胀率荣登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中恶性通胀之榜首。这次恶性通胀要从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谈起。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法币政策实施法》及《兑换法币办法》，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又加上了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币，其他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权被剥夺，外国在华银行发行的钞票也大为缩减。完粮纳税等国内一切公私收付款项概以法币为限，禁止白银流通。从此中国放弃了延续几百年的银本位制，采用汇兑本位制，即法币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法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当时规定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5便士，第二年，法币又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法币成为英镑和美元的附庸。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的税收大减，支出大涨。1939年6月，财政部长孔祥熙在给蒋介石的秘密报告中说，抗战以来22个月的财政支出是38亿元，财政收入却不足8亿元。为了弥补亏空，政府只有向四家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借款或垫款，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这些银行便不得不过度增发纸币，印钞厂直接成了财政的提款机。1946年担任财政部长的俞鸿钧当时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只2亿5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
抗战之初，法币过量发行导致的通胀并不严重。抗战前的9个月，未沦陷城市的物价平均上涨29％，比英国在“二战”后物价平均上涨37％还要低。这其实是一种“货币幻觉”效应。在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之初，人们只对货币的名义价值有反应，不会对商品或劳务的实际价值作出反应，产生了一种忽视货币实际购买力变化的心理错觉。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发行的法币被人们存到银行，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降低，物价因而能保持一定的稳定。
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中国香港和上海租界，控制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国民党统治区几乎无任何口岸对外畅通。国际运输除经过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外几乎完全断绝，物资供应变得极度匮乏，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设备也难以为继，货币幻觉的作用开始逐渐消失，恶性通货膨胀开始迅速显现。
通货流通速度加快，促成物价上涨率几倍于通货量的增加率。物价上涨越快，存款不如存货的心理越发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就更快。而货币的流通速度越快，社会有效货币供应越多，物价越发上涨，形成螺旋式推进。另外，通货膨胀的敏感度、心理预期等对通货流通速度的加快也有一定的影响。1937年法币发行总量是14。1亿元，到1945年达到5569亿元，扩张了395倍。而1945年物价比1937年上涨了1700多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拥有黄金600万盎司，美元9亿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2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的4倍。如果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合理利用手中的资源，完全可以改变恶性通胀的局面，稳定经济与金融秩序。
但国民党政府却没有抓住这样的大好时机，一举扭转乾坤。法币本质上是不兑现纸币，其信用保证的关键是人们的信心，而不是准备金。如果法币是可兑现纸币，其信用保证才和准备金有关，但归根到底仍要靠信心。一旦人们丧失了对政府的信心，不管准备金多么充足，也无法保证法币信用不跌落。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物价的上涨速率将越来越高于通货发行的增加速度。随着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大加速，增加了社会有效货币供应的数量，加速了物价的飞涨。
国民党弥补财政赤字完全建立在发行纸币的基础上，这必然导致恶性通胀。恶性通胀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力量，伴随着通货流通速度的加快，物价上涨的速度会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纸币发行速度。抗日战争前，上海存款通货月流通速度为2，1947年上海商业行庄存款通货每月平均流通速度，1月最低为19。77，2月即跃升至24。63，5月已高达36。6，12月最高为61。49；1948年年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已高达每日3。88次。而美国货币流通速度最高的一年是1929年，那一年纽约每月平均流通速度才不过10。37。1945年年底至1946年年底，法币发行月增11。3％，同期物价指数月增16。9％；抗战时，物价上涨倍数超过法币发行倍数的22。5％，而战后第一年即超过111。5％。
恶性通胀下的政府收支预算变成一种数字游戏。恶性通胀使得政府实际财政收入反而下降。税收对预算支出的比例由1936年的79％下降到1946年的19％，财政赤字日趋扩大。政府信用丧失殆尽，依靠发行国债来融资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没有，唯一的途径仍然是增发货币，结果通胀继续加剧，财政亏空进一步扩大，形成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1945年就任国民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的国际化开放政策让通货膨胀雪上加霜。他踌躇满志，完全轻视了财政可能崩溃的危险，高估了法币价值，将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定在2020∶1，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他一心要向国外开放金融与贸易，加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结果，外国货汹涌澎湃地涌入中国，出口却因汇率高估处于停滞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外汇储备濒临枯竭。仅在1946年3月4日到11月17日的8个半月内，国民党央行就因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迅速失去了60％的外汇储备。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