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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不希望日本股市长期居高不下，投资者信心开始动摇。
与此同时，美国还对日本房地产泡沫指手画脚，挑动日本民众和媒体对高房价的不满。日本民众确实对价格飞涨的房产怨声载道，普通日本人根本无力承受这样的高房价。美国媒体在提高日本老百姓居住水平的口号下大肆攻击日本房地产市场，激起日本民众的共鸣，日本主流媒体也趁机大肆炒作相关新闻。
迫于美国和日本国内的压力，从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5次上调利率，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大幅削减贷款，日本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不动产贷款。到1991年，日本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对房地产的贷款。
盛宴终有散席时，日本股市与房产泡沫终于破裂了。1989年日本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后，在美国投机者尤其是一些对冲基金的操作下，日本股市大跌，跌幅达40％以上。紧跟其后，日本地价也开始剧烈下跌，跌幅超过46％。从1989年至1992年，日本股票的时价总额减少420万亿日元，土地等的评估额则减少了380万亿日元。合计800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的损失相当于国家财政的11。3％。
在房地产价格暴涨时代，银行放出了巨额的房地产贷款。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巨额房地产贷款成为坏账。1998年，日本全国银行坏账已达到237万亿日元的水平，约占日本GDP的一半。由于房价快速下跌，导致房产市价远低于在银行的房产抵押价值，许多日本人选择拒绝还款，把房屋所有权让给银行。这使银行大量的房产抵押贷款变成价格不断下跌的房地产实物。
随着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日本的银行账外资产的价值迅猛下跌，自有资本比例急剧下滑，很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下降到接近8％。美国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等信用评级机构趁机不断下调日本金融企业的信用等级，从而提高日本金融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成本。为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日本的银行只好大规模压缩贷款。许多企业因为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支持而陷入困境，从而使得股票价格进一步下跌，股票下跌使银行的账外资产不断减少，资本充足率同时下降，迫使银行进一步压缩贷款，最终形成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恶性循环。
日本政府为拯救经济，刺激经济增长，开始实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扩张的财政政策。从1992年开始，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使日本国债急剧增长，截至2011年1月，日本政府债务与GDP比值达到204。2％，而美国、德国分别为98。5％、81。3％。按此趋势，日本国债2020年的发行量将首次超过日本国民的个人金融资产，连经常项目账户的盈余都将不复存在。
美国开始痛打落水狗了。1993～1995年，美国打着美日贸易不平衡的幌子，强迫日元继续升值。结果日元兑换美元从1993年年初的120∶1飙升到1995年80∶1。其实，美国是有意夸大美日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以此作为大棒敲打日本。日本1992年对美贸易顺差，以美元来计算比1985年增加了50％，达到440亿美元。但由于日元兑换美元从1985年的250∶1升值到1992年的100∶1，因此，日本1992年的贸易顺差只相当于1985年的176亿美元，日本贸易顺差其实不增反减。撇开货币，只看实物交易就能更清楚地看明白这一点。汽车在日本对美出口总额中占了1/4，是日本的出口支柱产业。日本汽车的对美出口数量从1986年和350万辆减少到1992年的180万辆。但以美元计算的汽车出口额1992年竟比1986年增加了近20％。
面对疲软的经济和坚挺的日元，日本大幅降低利率并大规模买进美元卖出日元。其实日本的货币政策早已丧失了独立性。由于利率过低，日本资金流向美国，主要仍投资于美国国债。而作为欧美国家利用日本流入的资本却大量并购日本公司。仅2001年，外资对日本企业的并购案超过150起，包括法国雷诺汽车收购日本日产汽车，美国福特收购日本马自达公司。这相当于，美国人拿日本的钱收购日本的公司。
实际上，汇率并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问题。由于美元霸权，美国可以向其他国家无节制地以美元举债。美国外债又通过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转化为物质财富。而其他国家的财富以美元资产的形式积累的财富无非在美国人的掌控中。美国只需操纵美元汇率，先贬值后升值便可削弱债权国，甚至将债权国转化为债务国。比如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大量资金外逃到美国，当地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资产价格暴跌，美国企业却拿着从东南亚流出的资金廉价收购当地的企业。摩根士丹利公司中国香港总裁曾说过，当时东南亚一些价值2亿美元的公司只要花2500万美元便能被美国公司收购。因此，贸易不平衡仅仅是美国的一个借口而已，而汇率操纵才是美国的大杀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日元长期升值，日本多数传统出口产业，如化工、五金、服装、机械等行业自1985年以来出口数量持续大幅度下降，不得不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成本较低的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
虚拟经济的膨胀：投机泛滥的赌场资本主义
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相对抗时，各国金融与工业寡头不得不接受阶级妥协，工会迅速壮大，1933～1938年，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增长了2倍，逐渐形成工会对资本的制衡力量。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税后收入，比20年代的水平低20％～30％，最富的0。1％的人口实际收入相比较于20年代下降了40％，员工实际收入则增加了1倍，普通家庭年收入增长率达到2。7％。
随着苏联的日趋衰败以至于崩溃，金融与工业寡头变得越来越强硬。在意识形态上，他们采用了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工业技术上，他们采用了自动化技术。工人在使用普通加工设备时拥有很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普通设备对工人技艺要求较高。然而，自动控制技术的诞生宣告了这种工人权利的消失。在美国空军的资助下，自动控制技术由麻省理工学院设计出来并最终广泛应用于工业各个部门。自动控制技术之所以能够在各种与之竞争的技术中脱颖而出，并不是出于技术与成本上的优势，而是因为它将生产的控制权交给了金融与工业寡头及其代理人，而不是工人。原先是工人自主控制与操作，现在则是机器控制了工人的操作。
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加工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拥有近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的落后国家。美国利用金融手段从苏联、东欧、中国、印度和东亚廉价收购资产，使20亿人进入国际劳动力行列。这些工人以低廉的工资砸烂了发达国家很多工人的铁饭碗与高福利。总体来看，全球工人的实际工资不升反降。以1982年美元价值衡量，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972年的最高每小时8。99美元下降到2006年的8。24美元。但是，实际工资的停滞和下降将会限制整体的消费支出。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和投资的推动最终依赖于以工资收入为基础的消费。如果市场缺少对工厂所生产的产品的有效需求，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的想法最终会化为泡影。
过去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像法国哲学大师福柯曾说过的：“贫困这一角色之所以是必要的，原因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总之，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贫困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因此，他们的贫困不仅不可能被消灭，而且应该受到赞颂和尊敬。”过去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精神上赋予了穷人相对于富人的优越地位，被压迫者可以把贫穷转变成为一个推动民主革命和政治变迁的诱因。
现在随着实体经济的转移与衰败，虚拟经济的兴起，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逐渐沦为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在寡头控制的舆论与意识形态的引导下，消费成为西方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和至高的道德准则。新穷人作为不合格的消费者，无法尽消费者义务，转变成为被抛弃、被剥夺权利以及被降格，被阻隔或者被驱逐出其他人得以享用的社会盛宴的边缘人。新穷人丧失了在精神上对于富人的平等甚至优越感。富人不再是穷人的敌人而是榜样，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