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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顿的空中管制事件—向全球市场传递亲全球化的象征性信息。克林顿不遗余力地促成NAFTA颁布，是向全球金融市场表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范式变化将会得到持续和深化。
2008年###党总统初选中，工会和###党内的偏自由主义者攻击克林顿政府对NAFTA的支持。这些批评者没有提到的是从1993年协定颁布到2001年，美国的就业人数从1 200万增长至1 350万。NAFTA颁布5年后，美国的失业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3。8％。大部分经济学家曾经认为理论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今，原克林顿时期官员选择防御性回应对于他们亲全球化政策的批判（我认为过于倾向于防守）。有的人甚至试图重写历史，或者至少是他们在那段历史中的角色。恰恰相反，他们应该回答说，如果世界拒绝那些政策，那么这将会使全球经济的金融健康面临危险。
在美国，两个政党都在逃离自由贸易的立场。近几十年来，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成为了自由贸易联盟的重要成员，但现在在贸易问题上已经无所作为了。前卡特政府官员弗雷德·伯格斯滕成立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这一全球经济方面的顶尖智库，他对共和党在贸易方面的立场做出了有趣的评价。伯格斯滕说：“在过去10年中，美国贸易政策的最大损失是保守的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德雷政治生命的终结。任何法案能获得国会通过，都不得不感谢‘大榔头’（德雷的昵称）。当管理众议院时（1994年至2007年1月共和党掌控期间），德雷的花名册是开放的，他花钱买投票，还经常宣布某项法案以一两票的优势获得通过。”现在共和党内没有像汤姆·德雷这样在贸易问题上左倾的硬汉了。###党内情况也一样。
关于里根–克林顿政策共识的讨论当然要包括财政政策。里根不是降低了税率而克林顿提高了税率吗？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先看一个事实，那就是两党在克林顿财政政策问题上都大耍花腔。比如，许多共和党人说得好像当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28％提高至35％时（收入过高的纳税人是缴38％），经济陷入了衰退。但事实完全相反。
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共和党人也需要承认较高的税率扭曲了公司高层主管们的薪资（根据克林顿签署的1993年税法，公司扣除的高管工资不得超过100万美元）。这些薪资极高的高管们试图通过不正当使用股票期权来避免缴付更高的税额，结果股票期权被大量使用。在后来被称做安然时代的时期，出于账目目的，许多公司高管选择股票期权作为收入，而不是大笔需要缴税的工资，因为以奖励为基础的支付是不受限制的。这整个事件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法律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超过税收边际税率的某一临界点，最富裕的人群会在法律上下大工夫，以避免额外的税收。
关于克林顿的税收政策，还有一点是很少被提到的。1997年互联网泡沫初现的时候，克林顿悄悄签署了一项法律，将资本收益税率从28％降低到了20％，降幅高达30％。
前美国国税局专员弗雷德·戈德伯格认为在过去的40年间，美国的税收政策大体没有差别，因此任何对税收体系的突然改变会严重扰乱金融市场。如果这听起来难以置信，那就再想象你是刚来到地球的火星人，从未听说过几十年间与这一观点相反的党派言论。研究过事实你会发现，###党总统肯尼迪似乎是资本流动的支持者。通过他的努力，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90％降到了70％，他还颁布了商业投资税收抵免法规（并发起了被称为肯尼迪回合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里根废除了投资税收抵免，但是进一步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率。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提高了一些，但签署法案大幅降低了资本收益税率（同时宣布了一系列资本市场看好的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戈德伯格的观点是，难以否认，自20世纪60年代起，整体的税务政策趋势是偏向于企业资本流动的。此外，个人税收政策大体避免了破坏性的阶层斗争政治。
的确，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克林顿政策是出于有讽刺意味的“三角”政治战略—试图增强反对党的某些核心信仰，以提高他的政治优势。但是谁在意他是出于何种动机呢？对克林顿来说，这一策略是奏效的。他成为继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来首位连任的###党总统。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克林顿的经济政策无法在华盛顿立足，取而代之的是对企业资本不利的政策，这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金融市场事件。正如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杰夫·福克斯在2006年共和###会选举大败后稍带夸张地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临界点，里根时代可能会最终结束，也包括比尔·克林顿的8年。”这一潜在的政治转变成为如今世界是弯曲的主要原因。
现在，美国政治社会正准备开始一场税收辩论。本书不打算写成一篇关于税收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社会都应该鼓励选民来设定税率，并且接受其后果，无论是好是坏。然而重要的是这场辩论能够反映两个事实：第一，任何破坏美国的创业革命的税收变化都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如今，在全球经济中美国正遭遇残酷竞争，所以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二，任何关于税收的讨论，如果不能反映美国财政上面临的挑战，也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
目前的辩论中，已经出现了一种误解，以为只要美国的“富人”多纳税，美国的财政噩梦就将结束。从数字上看，这是一种误解。正如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上升1个百分点只能带来大约60亿美元的收入。在大规模的财政威胁笼罩在地平线上的情况下，这就像桶里的一滴水。这一威胁可是以万亿美元计算的。
那么这一威胁有哪些重要性呢？《华盛顿邮报》的罗伯特·塞缪尔森对此做出了很好概括：从2000年到2030年，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口会随着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逐渐退休而增长一倍以上。退休人口将会从350万增加到720万，相当于20％的总人口。面向老年人口需求的大项目支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如今花费1。1万亿美元，也就是40％的联邦预算（是国防支出的两倍多）。到2030年，这些项目的花费将显著增加，达到联邦预算的75％，超过2万亿美元。
因此，通过向极富人群征收重税来解决这混乱的金融问题可能是一个聪明的政治标语。但这种花言巧语反映了极端的政治讽刺。原因在于并没有足够的极富人群来付账。或者换种说法，许多通过辛勤劳动致富的###党人和共和党人会因为华盛顿将他们归为沃伦·巴菲特式的过富阶层，并且希望他们来弥合将出现的收入差距而大受震惊。
2008年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投资报告指出，在美国这个拥有3亿公民的国家中，只有不到19 000户家庭享有250万美元或更多立即可支配并且可用于投资的（非房地产，非退休相关的）金融资产。换言之，拥有价值等于或超过250万美元流动资产的户主能够全部涌进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看一场NBA篮球比赛。大部分被认为富裕的美国人实际上反而只积累了很少财富，且通常是通过成功的小生意，法律合伙事务或者专营服务公司而获得的。如果他们被认为能像沃伦·巴菲特之类的暴富阶层一样，轻易地为高达数万亿美元的项目支出噩梦买单，他们会被吓得目瞪口呆。
对于任何将出台的美国税法，修补税法是一回事，而开启阶层对立的大门则是另外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了。对于阶层斗争，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它对于当今高度流动的全球金融市场来说是具有毒害性的。它一旦引发，将很难停止。避免了阶层斗争确实是克林顿时期的一项丰功伟绩。那时，收入高、制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家阶层因其在扩大就业方面的良好记录得到了华盛顿政治精英们的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阶层斗争言论的支持者可能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在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笔个人财富之后，巴菲特如今声称自己的纳税严重不足。如果可以的话，他将会通过更高的边际税率来向联邦政府缴纳更多税。其他的美国富裕人士当然也会。
我能够理解巴菲特对于美国财政失衡的忧虑，但是他的政策处方使他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有一些东西是非常成功的风险承担者的基因组成中就有的：一旦他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