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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半人也好不了多少。他们骄傲地提议以教育和员工培训的税收减免的形式降低税金。然而这是毫无用处的。因为40％的美国人并不缴纳联邦所得税（20％的人缴纳负所得税，因为他们从政府获得一定净收入），这些听起来很美妙的税收结构变化对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美国决策者别无选择，只能设计一种具有创意的方式来大幅扩展金融资本拥有者基础。这是关键的历史时期，自由派和保守派都需要更富远见卓识—就像19世纪的决策者们通过《宅地法》（1862年由林肯总统签署，它将无偿给每一个有兴趣的美国人160英亩美国西部的土地）和20世纪通过《社会保障法案》时一样。
最终，为了保证支持新的全球经济的政治基础，决策者们必须集中关注人力资本的作用。最清楚这一点的美国总统要数亚伯拉罕·林肯。在1861年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时，林肯说：“劳动力是最优秀的资本，值得获得更高的尊重。资本……不可能存在，如果劳动力不先存在。”
1960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一段著名讲话中主张“人力资本”应该是现代经济的主角：“我们各处的税法歧视人力资本。虽然这种资本的存量已经增大，虽然人力资本明显同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资本一样会陈旧奇。сom书、贬值，并且需要维护，我们的税法却对此全然不顾。”
如今在税收政策上，华盛顿的两党决策者们在企业折旧的税收神坛前参拜，为机器提供慷慨的税收优惠。然而教育，在需要的情况下，包括人力资本的重新培训，被视为决策过程后的考虑，通常是最后一刻的权衡，作为政治掩护来使国会同意企业税款备付。我的观点是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税法不应该将机器的价值和荣誉放在人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服务部门如今创造了70％~80％的GDP，“知识资本”甚至正变得比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更加重要。
请注意，我不仅仅是说增加政府在再培训项目和加强教育方面的支出，虽然这些目标也很重要。美国的劳动者自身有时都不知道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全球竞争，而持续用新的思想再造他们自己的公司对成功而言至关重要。这种超然的感觉并不奇怪，因为典型的工薪阶层并没有从新的全球经济中得到任何金融收益。但还有一个社会或者文化现象使许多人退缩。最近的研究显示，遍布全社会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正在凸显，以至于即使可以获得资金受到更高等教育，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却缺乏这种想法和口头技能，不能够向前迈出一步，以利用社会提供的教育机会。这一技能差距通常是来自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不同父母的教育方式，富裕的父母更鼓励培养思维过程和语言能力。不够富裕的家长则出于经济原因，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身兼两份工作。
然而，分析家布林克·林赛在《新共和》报上指出，如今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不应该被看做“一些玩得过火的民粹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戏弄”，而是由全球经济的成功而产生的：“对现在的一代人来说，我们的经济在创造更多的富有成效地利用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力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却比能够利用它们的人要多……经济发展跑在了文化发展前面，结果是文化正在为提升灵活性踩下刹车。因此，与其抱怨经济体系，我们不如更好地帮助人们适应这一体系和迎接它的挑战。游戏的规则并不是问题—我们只是需要更有技巧的玩家。”换种方式说，我们的政治领袖们需要更好地激励社会，来找出某些方法帮助家庭提高技能。
乔治·蒙贝尔特在他的书《被俘的国家：公司接管英国》（Captive State：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Britain）中指出，人类和公司之间的斗争将成为21世纪的核心冲突。虽然这本书是针对英国，但它提供的教训同样也能很好地适用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在今天的华盛顿，两党都专注于使用税收政策来帮助现有的大公司—通常是通过为资本资产支出提供更为有利的税收待遇。这没什么，但是更为重要的两个目标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培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技巧和激发新的风险承担者的持续创业创新精神。
美国国会专注于捍卫针对现有企业的税法的每一个剩余漏洞时，又采取了什么行动来促进充满活力和创意，还未存在或即将诞生的企业出现呢？这些还未诞生的企业是未来经济的就业、创新和繁荣的基础，但是它们却从未进入华盛顿的政策关注范围。
正如现在已经很明显的现象，我狂热地相信工薪阶层家庭希望能够赶上伟大的金融浪潮。他们希望从劳动力阶层转变成资本拥有者。他们希望在企业资本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他们并不憎恶其他人的创业成功，只要财富创造和机会的大门仍对所有人敞开。如果决策者们未能了解这些动态，我们可能就会看见一个全新范式的出现。全球的决策者们将会面临如何管理新的嫉妒政治的问题。并且，一旦产生，这些险恶的政治问题就不可能受到控制。这是一场表演的门票，演出中纸牌搭建的房屋会在我们眼前坍塌。
我希望同样清楚的是，美国的政治团体在拒绝克林顿的自由贸易、开放金融市场的议程时，正冒着给全球金融灾难创造条件的风险。首先，我们将会看到全球投资者对美国信心的逐渐丧失，接下来是现金和信贷可获得量的萎缩，然后是持续的经济低于增长潜力的停滞时期。减缓的增长将会带来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阶层斗争言论和政策，而这些将会进一步降低整个国际体系对于美国的信任。这也是为何当如今的政客们胆敢在自由贸易和开放资本市场上持不同立场时，他们应该记住通常大胆也可能是致命的。
尤其是美国正处在其经济历史的关键时刻。今天的政治家经历了25年非同寻常的两党经济成功。他们见证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可能被认为离奇的、近乎纯粹幻想的全球财富创造和贫困减少。然而他们现在正在玩弄贸易保护主义者和阶层斗争政策，而这些政策很有可能让一个包括里根和克林顿在内的广泛国际联盟付出巨大努力才实现的经济成功分崩离析。
尽管如此，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说管理全球化政治将是件简单的事。在全球金融体系结束了次级抵押贷款制造的混乱后，很可能没有人会是英雄，而不少人是恶棍。事实上，就如我将在最后一章中所展现的，只有那些具有非比寻常的远见和克制力的政治家才能够抵挡关于近几年全球银行部门不负责任甚至愚蠢的行为的政治煽动。的确，银行家们让整个世界经济卷入了严重的麻烦之中。
如今的金融界危机四伏，领导者们必须盱衡时局。起初，领导者们需要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游戏规则，来缓和当下日益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他们应该深入探究初露端倪的权益噩梦，制定一项全球战略来应对全球危机。我们也必须采取一些方法，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变暖与维持全球贸易体系之间所固有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并创造一种能够妥善应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风险和机遇的可靠方法。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保护国际金融的流动性，同轻率的贸易保护主义斗争。
但最为严重的恐怕还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领导者们必须改革如今漏洞百出的金融体系，包括信用评级和配置体系。本书以2007~2008年信用危机所造成的金融恐慌开篇，所以我将以探讨这场危机的长期影响来结束全篇。2007年，随着次级抵押贷款还款拖延问题的加剧，金融体系架构使一个本来并不严重的问题演变成了数十年来空前严峻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极大地动摇了全球化的政治基础，使全球数百万计的中低收入家庭面临严重的生存困难。的确，金融市场最终恢复稳定了，然而根本问题却仍潜藏在表象之下，随时可能再次爆发。
我将要讲述的关于次贷危机的故事里没有任何英雄。2007年8月危机初现时，报纸头条就开始抨击无能的银行家们以及他们的表亲—永远居于幕后的信用评级机构。华尔街的很多分析师也纷纷指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认为它在早几年将短期利率定得太低，而且维持时间太长，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