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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产业”或保护知名品牌的考虑。这同中国企业试图接管优尼科以及迪拜港口世界争取接管美国数个港口的运营权时，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保护行动一样。这些变化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资本不会永远自由流动。
保护主义、宏观经济弱点以及越来越明显的经济不平衡的威胁导致市场更加动荡，这让一些人认为世界正在步入严重的经济下滑，抑或是经济崩溃时期。我的朋友中前忠志被誉为日本最为卓越的独立经济分析家之一。中前忠志提出了“中国崩溃”的假想。他指出，整个世界已经出现了一个长期产能过剩（生产过量）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在制造行业，最终波及服务业。由于政府，特别是亚洲政府，会加强对于经济的调控，中前忠志预测一场新的“反里根革命”已经迫在眉睫。
中前忠志认为，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大多在亚洲）不计后果地持续增加产能（不是出于市场需求，而是由行政法令导致的大量生产过剩），全球经济将遭遇更严重的自然资源短缺（铜、锌、铁矿石、原油等）。加上产能过剩的问题，自然资源价格的上涨必然会持续出现，尽管其价格会间歇性回落。这最终将导致生产过程中内部收益水平的大幅下滑。
如之前所说，由于制造业的停滞，那些新兴市场将会尝试发展服务业，正如20世纪###十年代美国和英国的做法。日本也会强势介入服务业。印度已经这样做了，结果必然导致供给过量，进而使针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保护主义首次同时升级。
对于中前忠志，最有可能发生的假想是当亚洲经济陷入国家保护主义的时候，欧洲会蒙混过关，而中国却将真的“崩溃”，因为中国的产能过剩情况是最为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会向世界市场倾卸大量积压的商品和制成品，让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疲于应付。
同时，美国也将不得不寻找新的国内需求来源。住房和汽车业，这两个美国经济中曾经最为重要的行业，最近正在经历惨重的萧条。在中前忠志的假想中，美国和欧洲将会用环境投资作为新的需求来源。它们将会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的新标准，以便同时把亚洲产品从欧洲和美国市场中清除出去。这是实际上的保护主义，或者说是非关税的关税。
中前忠志说：“整个假想意味着亚洲的其他国家将会需要创造其国内需求。那是非常难以完成的。日本努力了将近30年（发展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消费基础），但却仍然没有获得任何成效。”结果将是亚洲加强针对美国和欧洲的产品和服务的保护主义。
中前忠志那可怕的假想并不是不可避免。然而，我提到它只是为了说明，全球越来越多的颇具远见的战略家们都开始担忧，全球金融和贸易的崩溃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如同20世纪30年代一样，产能过剩可能会降低工资，但还有其他不是那么预示灾难性的假想。一个更乐观的结果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全球资本仍然可以自由流通，这个可能性将会被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自由市场经济体在解决困难方面会变得非常灵活。多年来，艾伦·格林斯潘一直在美国国会面前证明美国经济巨大的灵活性。接下来的10年会检验格林斯潘的理论是否正确—美国金融系统能否自我改造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并不是只有坏消息。在寻求理解证券化信贷本质的过程中，如今中央银行也变得更加明智。毋庸置疑，在未来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美联储将会更加关注信用膨胀问题，这将会降低金融恐慌的严重性。除此之外，据我所了解，具有判断力的市场参与者都不再会质疑增加透明度的必要，虽然在细节上还存在一定分歧，比如应该在何时向市场披露次级贷款。相对众多欧洲机构，美国金融机构较快向社会公布了它们资产负债表上的丑陋缺陷，这保留了一些希望，那些次贷资产可能会还原到一个更高的价格。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相对于现在衰弱的经济来说，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将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动荡，时不时看起来要反弹，但很快又再度跌落。令人难过的事实是：对于自由化资本市场以及自由贸易的潜在怀疑情绪将有可能使经济和金融系统在许多年内一直不稳定。不稳定的政策必然招致不稳定的市场，以及困难重重的经济基本面。
1914~1945年间，当前一时期全球化进程瓦解时，跨国贸易以及资金流急剧缩减，只因为一个原因—思想危机。帝国主义野心以及保护主义情绪成为了不断发展的重商主义体系的原动力。善意的决策者忽视了全球化金融和贸易早先曾经创造了巨大财富。财富以及国家资源被大量争夺，在民族主义刺激下，形成了紧张的局势。仅仅在1929~1932年间，由于国际上的彼此不信任达到空前高度，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量下滑了近70％。
金融失信的到来，源于世界各个国家为了规范国际资本流动而对货币控制进行严格管理。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下降。价格的走低意味着公司不可能盈利。最后的结果就是公司无力承担它们的债务。许多银行破产，信用进一步缩水，阻碍了更多商业的发展，进而导致更多的银行破产。这一时期自然就是所谓的“大萧条”时期。
让人吃惊的是，这个时期之前的5~10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思想上的领导者在保护和巩固这个全球化体系，尽管其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工业化发展和经济繁荣。相反，那些本来应该起领导作用的人却相当消极。英国在当年就像如今的美国一样强大，从而遭到其他国家的憎恨，它缺乏为这个体系奋斗的信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英国仍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但英国人发现他们已经进入智力衰竭阶段。正是由于缺乏全球领导，事情完全失去了控制。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英国没有抓住时机。
令人悲伤的是事情并非一定如此。在为数不多的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处理中，美国的政治和政策领导者打出了恐惧牌，这需要停止。相反，他们需要记住这一事实：只有美国才能鼓起勇气和利用领导权来保护自由贸易体系和资金自由流动的国际体系。
这正是利用选举资助而掌权的###党对冲基金组织成员最关键的时刻，他们需要站出来保护这一如此成功的体系。他们掌握的信息是：金融全球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观点—它充满缺点，产生了大量令人恐惧的混乱，但是，它同时正如珍稀的能够产金蛋的鹅。结果是明显的：只有真正的笨蛋才会希望回到早先通货膨胀更高、失业更严重、更贫穷的年代。或许前美国财政部官员马克·利兰德的那句话说得最为到位：“全球化进程就像是###和婚姻。虽然时不时都会出现问题，但它们的替代品却更加没有吸引力。”
美国的决策者需要提醒世界，在全球化前期爆发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失业所带来的不确定的恶性商业周期。政治领导者需要指出的是，历史证明，今天的金融系统在有效的领导下—并且如果给予其必要的指引和时间—具有令人吃惊的自我纠正能力。举个例子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经济动荡中，发生了存款和借贷危机，评论人士如同今天一样描述了灾难性的经济和金融预示。我们忽视了那时候的市场也经历过一次信任危机。但是在进行适当的改革之后，这一金融系统得以自我修正。它清除了损失（在一种新的被称为清债信托公司的制度的协调帮助下）。市场中的一些人发现自己的财产不值钱；那些投资失误的人遭受了损失和心痛。但是在一个政策计划的支持下，经济和金融体系不仅在存款和借贷危机中生存下来，而且在近几十年里走向了繁荣。
因此，决策者需要确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我们可以使国际金融体系走向透明化并且获得信任，以实现更富生产力的未来。但是领导力至关重要。富有创造性的金融政策策略家们应该摆脱如今丑陋的党派偏见，着眼于大局，与私营部门进行亲密合作。这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机遇，他们需要抓住它。
成功来之不易。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论述，现今的决策者所遵从的决策模式导致了“短期有利但是长远无益”的结果。现如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财政不平衡的加剧、权益噩梦和金融体系的信任危机。没有什么短期利益可以同不能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