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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引起全球经济体系不稳定的因素是，今天的经济发展决定了世界经济要从以生产行业为主转移到以服务行业为主。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也会很快出现产能的过剩。为了维持经济规模ｗωｗ奇書网，这些国家将会向服务行业—这个美国和英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在美国，服务业创造了80％的工作机会）—倾斜。即使美国也存在着很多工作机会“内包”的现象，而服务行业对此的焦虑会更强烈。在国外同行竞争的情况下，会计师、律师、放射线学者，以及很多为他们自己的生计而担忧的人可能会处于失业的风险之中。即使一些专家感到对服务行业工作机会的担忧有点过头了，但这种担忧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一些经济学家，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杰格迪什·巴格沃蒂，就反对对服务行业的这种担忧，他说：“工作人员就近工作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很多服务性的工作不可能远距离进行。”我同意那种威胁有些夸大，但这种对失去工作机会的焦虑的确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它们还有可能引起美国政策方面的逆反应，并进而引起全球市场的动荡。事实上，在美国，那种反对所谓的“大公司利益”的平###义观点却在日渐加强。
令人担心的问题是，我们的政治家们是否意识到了他们很难做到在使用立法或调控手段对全球体系进行恰当控制的同时，能够避免带来无意识消极后果。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英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的做法，那时它通过阻止人们把金钱带到国外消费来修补其金融体系。但实际上，这个表面上看来极其不错的阻止货币贬值的做法却被事实证明带来了巨大灾难。这种修补做法使得英国后院起火，几乎摧毁了英国中产阶层的所有储蓄。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在面对今天汹涌澎湃的资金狂潮时，需要采取一种审慎应对的策略。要知道，全球市场也有像野兽一样被激怒的时候。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相当奇怪的新时代，除了出口商品的国家（俄罗斯和其他石油出口国）之外，全球经济正在越来越超出政府的实际控制—即使中国经济也无法由中央政府轻易控制。
在这个新世界中，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融入其中并试图发挥重要作用。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举个例子来说，政府机构—比如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由第三世界债务方组成的巴黎俱乐部①—在帮助协调资金流动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新兴市场债务的偿清和全球现金流量的大增，这些政府机构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着其重要的协调作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和印度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签署廉价的贷款合同，以换取这些市场的商品—比如说石油。但这些政策在不同程度上也引起了其他经济体的抱怨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张。现在，有一些人就认为，中国从全球货物和商品贸易体系中获利的同时，却没有做出促进这个体系稳定的行动，而是破坏了这种稳定性。
实际上，中国和一些国家都在与世界银行竞争，而且出价要比世界银行低，与世界银行不同，它们的贷款并不牵涉环境或者###标准问题。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都正在使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边缘化，其中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2007年4月14日那个周末表现出来的。在那一天，工业化国家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中国的身影。在2007年10月初的一次会议上，中国派出了一个并没有实权的代表参加会议，而高级官员并没有参加。他们缺席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他们更加关注国内的紧迫问题。
在第4章，我将阐述中国与世界在未来那种无法确定的发展关系。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2000~2003年）首席贸易顾问格雷格·马斯泰尔认为，在未来会出现很多混乱局面，其中包括即将到来的对环境政策的争执。马斯泰尔说：“如果中国放开钢铁和化学工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或者对这些行业支付大量补助金，那么美国和欧洲的相关竞争行业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这是因为WTO（世界贸易组织）附则规定，美国和欧洲没有权力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实际关税税率进行干涉。WTO允许的贸易限制只适用于“对濒临耗竭自然资源的保护”。针对国家的环境制定的贸易政策是非常模糊的，也是很不到位的。马斯泰尔预计，美国和欧洲的核心产业将会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挖空，而它们在法律上却无能为力。
然而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资金流动确实弥补了美国预算和经常账户的不平衡。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全球的资金必须保证能够自由流动。如果这些资金停止了流动—不论是因为政府的干涉、党派的严重分歧，还是由于国家之间贸易争端所引起的国际秩序混乱—那么这对全球的整体负面影响将会是巨大的。全球的资金管理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在一个受情绪和心理控制并且以市场为主体的新世界中，存在于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地区主义所摩擦出的零星火花都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可能不喜欢这种体系的独立性，但它却是当今的现实状况。在这个各部分相互连接的新世界，悲观主义往往具有高度传染性。市场理论家推测，环境的力量和自由贸易的推动力是相互碰撞的。如果美国明显要重走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那么由全球自由流动资金所建立起来的对全球企业模式的信念将会面临一夜之间干涸的危险。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为今天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的分歧与争端很容易就演变为明天的贸易和商品战争—这会形成一个令人害怕的资金堵塞、停止流动的时代。
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两党之间的分歧渐趋消失，它们都支持开放市场、强势企业家资本主义和自由流动的国际资本市场所代表的经济成功发展模式，财富更多地来自想象、发现和创新。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毫无疑问地成为技术突破的温床—从iPod到Google再到YouTube，而新的突破还在继续延伸。
然而，全球，尤其是中东地缘政治的复杂化已经为美国的创新进程投下了一块很大的阴影。因此，一个并不让人吃惊的事实是，美国公司的CEO们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他们宁愿回购公司股票，或者并购、接管其他公司，也不愿冒在新的地区和领域进行投资的风险。内部意见充满分歧的沮丧的美国国会也对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很显然，美国将会执行的是一种小心翼翼、规避风险、追求安全的经济发展模式。
意外效应法则①或许即将失去市场，因为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仍然相信他们能够控制全球经济。也许我们将会发现，这个误导性的概念将会影响数百万市场决策者—全球巨额资金的大管家—的政策选择。
最近有人要我举出全球新经济发展可能性的几个例子。其实就这一点来说，有数百种可能性。毕竟，有多少人能预测到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究竟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呢？我说，想象一下，如果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倾向于制定他们自己的会计准则，以把其他国家不利于美国的会计准则割裂开来，那么，这种做法将会把外国投资排除在美国之外。
或者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国会为美国公司的海外拥有者设置各种投资障碍，其他国家就会以提高税收或调整政策来对付美国公司的海外资产。想一想，这种民族主义的做法是不是也有可能？在2005年，美国众议院15位###党议员一起协商支持《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简称CAFTA）。自那时起，所谓的“CAFTA15”成员就差一点因为他们支持的自由贸易协定而被赶出###党的阵营。
想象一下，一股民粹主义政治浪潮突飞猛进，代替了美国税收法中的最低税收，比如说，对20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收入征收70％~80％的税。这样做的结果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企业部门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会对美国的机构产生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或者想象一下，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全球自由贸易的协调机制完全瘫痪—现在就处于一种命悬一线的状况。突然之间，新兴市场的政治领导人向世界宣告，他们将让所有的专利权去见鬼，或者拒绝偿付所有的担保贷款—甚至包括公共事业性贷款（比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