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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有许多话很权威，也很有意义。不过，我还注意到，医生也有很多话并没有真正的价值。这些话里传达的信息常常引起我们的过分依赖，甚至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以至朝着一个错误方向走去，我们却还以为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到头来，如果你完蛋了，你会认定是自己倒霉，绝症缠身，命该如此。你根本不会想到，如果没有这些治疗，是否也会命丧黄泉？或者说，是否会这么快、这么痛苦地命丧黄泉？
如果你起死回生，你会归功于医生。你不会想到，如果没有这样一番治疗，是不是也能渡过危机？
举个最常见的例子，你听了医生的劝告，迫不及待地想要切除自己身上的肿瘤，于是努力打探最好的医院，寻觅最好的外科医生。为了确保手术成功，你辗转联络熟人，牵线搭桥，甚至不惜额外花费数额庞大的金钱。终于，一切安排妥当，你被推进手术室，家人心情忐忑地等在门外。然后，医生宣布手术成功，你和你的家人皆大欢喜，都说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你也许从来没有想过，你是不是真的应当做这次手术呢？如果没有这次手术，结局究竟是更好还是更糟呢？
1985年，我的父亲被查出患有肝癌。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找到最好的医生。一番调查之后，我认定全国最优秀的肝胆外科专家当数上海长海医院的吴孟超大夫，他以外科手术有效治疗肝癌而享有盛名。于是我赶到上海，问他是否可以为父亲做手术。我满怀期待地等他说话，可是他既不急着回答我的问题，也不像今天很多有名的医生那样把自己以往的成功病例挂在嘴上。他静静地听我陈述，间或问我几个问题，又仔细查看病人的所有影像资料和化验结果，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然后，他对我说，可以做手术，而且还能保证手术成功，但他还是劝我不要手术。他用一种坦率和值得信赖的口吻告诉我，手术将给病人带来极大痛苦，从延长病人生命和提高生存质量的意义上说，即使是最好的手术结果，也不如不做手术。
他的意思很清楚，一次成功的外科手术虽然可以切除肿瘤，并且让病人伤口痊愈回家，但是不一定能延长病人寿命，而一定会给病人带来更大的痛苦。
听了这一番话，我们只好放弃为父亲手术的想法，转而采取保守治疗方法。10个月后，父亲去世。我当时最大的安慰就是，他没有因治疗遭受痛苦，平静地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日子。与此同时，我又留下一个疑团：如果坚持完成一次肿瘤切除手术，父亲的结果会不会更好些呢？这件事虽已过去多年，可是疑团始终在我心里纠结着，挥之不去。
2005年，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我的家族之中。这一回，我的一个亲戚被查出患有肝癌，其情形和父亲当年的情况如出一辙——两人都是在例行体检中发现肿瘤，当时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症状，能吃能睡，精力充沛，仍在以健康良好的身体状态工作着。不同的是，我的这位亲戚以最快速度进了手术室。他找到当地最好的医院，请来最好的医生操刀。医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手术成功，肝部肿瘤已被切除。可惜的是，病人很快去世了，整个过程不到三个月。噩耗传来的那天，我在悲伤中前前后后仔细回想，最后得出结论：这位医生的所谓“手术成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手术除了给病人带来痛苦，还有极大可能缩短了他的生命，至少没有延长病人的生命。
这天夜里，我在睡梦中醒来，病中的父亲再次来到眼前。我第一次确信，当年听从吴孟超大夫的劝告不为父亲手术，不是一个错误。那个积郁心中20年的疑问，终于释然！
现在，同样的难题轮到我自己了。
在经过一番求医问诊的经历之后，我才知道，今天大多数医生面对病人时，已经不会像当年吴孟超大夫那样客观中肯和超越自身功利。¨wén rén shū wū¨他们倾向于把自己说得无所不能，并且有意无意中给病人造成一个印象，如果不把你的金钱和生命交给他们，就将是死路一条。当然他们是用另一句话来表达这个意思的：“贻误最佳治疗时机”——这对病人和病人家属来说，几乎是个“撒手锏”。
“最佳治疗时机”当然重要，但是我相信，“正确的治疗方向”更重要——也许比选择一个具体的治疗时机还重要。
我回想当初在“要不要手术”的问题上进退两难的情形，如果听从医生建议，就是立即切除颅内肿瘤，那么即使在最好的医院里，由最好的医生操刀，完成一次最成功的手术，结果也只能是：
＇文＇1。恶性肿瘤。全切除。造成部分脑损伤。
＇人＇2。恶性肿瘤。部分切除。没有损伤正常脑组织，但剩余病灶仍会迅速长大。
＇书＇3。良性肿瘤。全切除。没有损伤正常脑组织，或者造成部分脑损伤。
＇屋＇无论哪一种结果，我都将庆幸自己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手术。我会对医生千恩万谢。我会说：“是手术挽救了我的生命。”也许还会以此鼓励其他癌症患者勇敢地走向手术台。即使留下后遗症——眼斜嘴歪，吃饭拿不住筷子，走路不再像个健康人那样腿脚利索，我也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因为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如果不做手术，我的生命将会怎样。
但是，由于我没有听从医生劝告立即手术，所以有机会看到另一种结果。我已经跨过医生所谓的“死亡预告期”，不仅什么都没有发生，而且我还能清晰地感到头部病灶带来的不适减轻了。不能说这是痊愈的迹象，但它已经证明——至少在我的病例中——所谓不立即锯开脑袋就会贻误“最佳治疗时机”的说法，其实只是医生的错误判断。
我并不一律地排斥手术（我很快就会提到，当大多数医生都认定没有必要实施开胸手术时，我坚决地选择以手术方式切除左肺病灶）。我只是坚信，病人千差万别，肿瘤的性质更是大相径庭，一律选择某些治疗方式，或者一律拒绝，都有可能导致你走向错误的方向。
由于我的家族中出了好几个癌症病人，也由于身边很多类似的故事，更因我本人的切身体验，我渐渐意识到一件事：与癌症的较量是没有后悔药的，一着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因此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有足够的理由，都必须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冲动和盲从。
请记住，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用我们的腰包救命。
现在让我们回到“刘太医”和他的“控岩散”上来。
“刘太医”给我诊治开方那天，说对了两件事：其一，绝对不能去开刀；其二，也是一个更加了不起的预言，他认定，三个月后，我的脑瘤将会略微缩小。
现在设身处地回想当时情形，我能体会到，说对这两件事相当不易。对比那时候那么多名扬全国的医学专家说过的话，我在心里对这位“江湖医生”有着很强的感佩之心。他有很大可能是瞎蒙的，没有科学依据，可是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事实上，当那些彼此对立、莫衷一是的“诊断”堆在我面前时，我就有了一个直觉：在癌症治疗领域，所谓“科学”和“瞎蒙”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清楚。
不过，由于“控岩散”的故事过于离奇，我们抱着很深的疑虑。“刘太医”的“只给精英治病”“只给有影响的人物用药”的说法，更让我们不能接受。在得知他公开发表的个人简历中有一些不实内容时，我们开始怀疑此人的诚信，于是开始调查“控岩散”的来龙去脉。这一调查借助了人民日报社驻海外记者的力量，也委托了我在香港的一些朋友，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控岩散”如“刘太医”所说是在香港制成后在内地销售，所谓遍布美国的“刘家诊所”和“会员”，也是无处寻觅。
我对医生本人是否合法行医并不介意，对于药品成分不会刻意纠缠，至于有没有政府批文，有没有合法生产手续，我也不太在乎。不管合法非法，能治病就是好法。对于任何一个癌症患者来说，如果名门正派的医院通通宣布为“不治”，那又为什么不去依靠旁门左道呢？但是，如果你选择了一个浑身江湖气、大话连篇、随心所欲、未经合法注册的医生，再加上一堆没有生产许可证、也不知道成分的药品，你就必须有一种游刃有余的分辨真假的能力。
我的一些朋友认为，既然“刘太医计划”的第一阶段目标——连续三个月服用牛筋汤和开胃汤，控制脑瘤继续生长——已经实现，那么，按照他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