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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我面前聚集着各种各样的“特效药”。有熟人推荐的，有医生建议的，有广告上极力宣扬的。有些来自国外，价格昂贵，也有些可以免费试用。有一次，我得到这样一种新药，据说治疗肿瘤有奇效，而且不用我花一分钱就能长期使用。可是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谢绝了。还有一次更加富有戏剧性。那是在肺癌切除手术之后，我连续两天高烧不退。一位年轻的值班医生说，这是术后的正常反应。可是我很快发现情况不对头，因为只要护士把一种药滴滴答答地输入静脉，我就烧得特别难以忍受。我问医生，给我弄了什么药？他说是一种抗癌新药，还让我“别紧张”。我问，发高烧和这药有没有关系？他含糊其词。我就说，不管它抗癌不抗癌，我要求立即把药停掉。
结果呢？药停了，烧退了，我也很快恢复了。
我的生活回到正常轨道
我的生活居然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我又能读书，能下厨房，能把玉米面和黄豆面混合起来蒸出一锅窝窝头，能开动榨汁机为老婆儿子榨鲜葡萄汁，还能独自开车到公园去散步。在晓东的日记里，我当时的情况是“满面红光，体重增加两公斤”。
2007年4月27日，还差一周就到了医生所谓“三个月”的大限。我们再次来到北京医院，对我的头部和胸部做新一轮复查。
我们得到了好消息：CT影像显示左肺病灶基本没有变化；血液化验的各项指标已从高峰值降下来，接近正常；最意外的事出现在脑部核磁共振影像检查报告中：颅内那个乒乓球似的病灶，虽然还顽固地坚守在那里，但它的直径较前次检查居然“略有缩小”。
懂点医术的朋友曾对我们说过，癌细胞的特点是持续迅速地生长，如果不经人为干预，这种趋势不会逆转。所以，“如果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欧洲的几位神经科专家也曾提到，如果颅内病灶一个月没有变化，就表明是恶性肿瘤的可能性大大减少。我们也早已做好心理准备，只要病情没有继续恶化，那就是我康复之路的最好开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会想到，结果竟大大超出我们的期待。
我们最后确认病情正在好转——至少没有恶化——的标志，是李金大夫的表情。
“你看你看，你倒是挺大义凛然地朝上帝那儿去了，”看到我的影像检查报告的那一刻，她对我笑道，“可人家还不欢迎你呢！”
李金大夫再次为我做了全身检查。她已经第三次重复这套程序，仍然一丝不苟。
她的眼睛里不再有那种躲闪和无奈的神色，早先挂在脸上的怜悯和同情变成了惊喜和迷惑不解。
“情况比上次又好了。”在完成所有检查后，她看着我一字一字地说。
分手时，她要我把所有影像胶片留下来，说她打算下班后请另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会诊。
“我要好好想想，”她指点着胶片上那片阴影，“这究竟是什么。”
我想象着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的分野，隐约感到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变。
“这是她第一次没有建议我们去找外科大夫。”我对晓东说，“看来她终于接受我作为她的病人啦。”以我最近几周得到的最浅薄的医学常识来度量，如果一个神经内科医生愿意为我治疗，那就表明我已有很大可能不会被锯开脑袋了。
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个意外惊喜！
回家的路上我们不断说笑，车内气氛轻松。我们很幸运，能够得到高人免费为我们开展心理安慰，此君就是正在为我们开车的小贾。他是我的老同学林荣强的司机。因为我的病，老同学把自己的轿车连同小贾派来，专门接送我求医问诊。小贾其实年龄并不小，有五十出头了，阅历丰富，样样精通，又厚道又勤快，还有着京城百姓阶层特有的那种幽默、豁达和机智。有一段时间，他成了晓东的倾诉对象，总是一边开车一边耐心倾听晓东诉说求医的经历，还不失时机地给我们讲述对待疾病的正确态度。
说到做一个癌症病人家属，小贾的体会相当具体深刻，这是由于他的天性，也因为同病相怜。他告诉我们，他的岳母得了和我同样的病。“完全一样，肺癌脑转移。医生也说不行了。”他说，“我们想，既然没治了，就回家好好养着吧。也没什么治疗，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嘿！到现在一年多了，还活得好好的！”他踩了一脚刹车，把车停在一个红灯前，眼睛透过风挡玻璃看着前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继续说：“所以，不要轻信医生的结论！”
小贾的故事是我们听到的很多这类故事的又一个。实际上，自从我们遭遇癌症，周围的人就不断给我们讲述这样一些故事。故事的主角一律被医生宣布为“癌症”，其中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走上医生指点的治疗之路，结果却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萎靡、崩溃、死亡。可是还有另外一些人奇迹般地活下来，就好像医生所谓的“死亡大限”对他们完全不起作用。
“至少，医生的第一个凶险的警告——不进行手术和化疗，病人就只有三个月，”晓东说，“已经被我们闯过来了。”
“我们看了那么多医生，几乎只有李金大夫关注我本人的症状，别的医生只知道看片子，对我这个病人甚至连看都不多看一眼。他们能不犯低级错误吗！”我受到好消息的鼓励，觉得精神不错，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说着说着越发来了精神，我说，如果我能起死回生，要为所有被医生宣布为“不治”的癌症病人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别让医生吓死你》。
小贾乐了：“别忘了把我写进去，我的诊断比专家都强。”
我明白他是在说笑，也许是在利用眼前的机会鼓舞我们的信心。事实上，无论是小贾还是我，都不会狂妄到认为自己比专家英明。我们能够庆幸的，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犯下明显的错误。
看看已是午饭时间，我们决定吃完饭再回家，于是来到“金丰华”。这是我家附近的一家饭馆，坐落在一幢高层建筑底层临街的一面，装潢简单，色彩老旧暗淡，门脸又矮。店家显然不打算把个吃饭的去处弄成纸醉金迷的宫殿，只想博得一般工薪阶层的好感，所以菜品属于大众系列，色泽味道都不错，又便宜又实惠。几年来我们经常光顾，更由于我被医生“宣判死刑”那天在这里吃了顿午饭，所以它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那段艰难时期的见证。
我们叫了清蒸鲈鱼和豌豆粒，再次点了疙瘩汤。疙瘩汤是一种掺了主食的汤品，以面粉为主料制成。这种北方的常见吃食与南方的菜稀饭有异曲同工之妙。烹制疙瘩汤在每家餐厅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这里的与众不同，是用大量西红柿将汤色调制成玫瑰红，表面漂浮着几缕淡黄色的鸡蛋丝，色浓意淡，每一口都能牵动我们回想起那一天的情形。晓东后来说起来，一直把它叫作“最黑暗的一天”。我得知自己“癌细胞全身转移”后狼吞虎咽的情形，就像烙印一样刻在她的心上。
“那天，”她问我，“那个‘死亡判决’，你怎么那么镇定自若呀？”
“可是我没觉得自己要死了呀！”我一边说，一边把一勺疙瘩汤送到嘴里，“你还以为我视死如归呀！”
她大笑。
“你那天一气喝了六碗疙瘩汤，我可根本就吃不下去。”
“那是因为你觉得我快死了吧！”
她又笑。
我们心情不错，既快乐又轻松。我们经历了从天而降的打击，经历了迢迢漫漫的求医问药，经历了死亡的恐惧，经历了艰难的抉择……然而我的生活居然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我又能读书，能下厨房，能把玉米面和黄豆面混合起来蒸出一锅窝窝头，能开动榨汁机为老婆儿子榨鲜葡萄汁，还能独自开车到公园去散步。在晓东的日记里，我当时的情况是“满面红光，体重增加两公斤”。
父亲节那天，儿子为我祝福，用他的工资请我们吃饭。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如同劫后重生。儿子不像今天很多孩子那样，依靠父母掏钱支撑自己的学业，又仰仗父母的关系打开职业之门。他喜欢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还喜欢以他自己的方式帮助老爸渡过难关，那就是在我们毫无心理准备时送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这个晚上，他谈起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谈到他正在恋爱，谈到他已决定不到英国去陪伴热恋中的女友，他要留在这里陪我们。那女孩子说，在他一家人最困难的日子，她要在他身边。于是她也返回国内，一边陪他，一边完成自己曼彻斯特大学的硕士学业。她后来成了他的妻�